二是馬英九當局採取“以退為進”之策略，在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及其活動上更積極。
馬英九所謂的“活路外交”雖有退卻的一面，但也有積極“進取”的一面。如果說，馬英九當局在“邦交國”問題上採取的是“守勢”（即不再主動“拓邦”），那麼在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上採取的則是“攻勢”，只是他轉換了進攻的目標而已，即將“進軍”聯合國策略，轉變成了“進攻”聯合國專門機構，表面上是“退守”策略，實質上是“有意義的以退為進”策略，是一種務實的彈性調整。在參與名義上可以最低以“中華台北”為限，在參與目標上可考慮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較之李、扁時期以“中華民國”、“台灣共和國”或“台灣”等“國家”身份或名義來“進軍”聯合國的慣常作法，對大陸的刺激較小，現實操作性較強。李、扁時期的對外戰略是一種“明知不可而為之”、“只計過程不問結果”的挑釁性戰略，而馬英九這種冠以“休兵”名義的表面妥協的對外策略其實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退讓”，它有清晰的目標規劃和現實主義的考量。⑬
三是馬英九當局採取“迂回進取”之策略，並沒有放棄未來參與聯合國的長遠目標。馬英九當局主張“進軍”聯合國專門機構，只是一種策略運用，對於是否要重返聯合國，台灣並未放棄將其視為長遠目標；在主權問題上，台灣主張擱置爭議，但並未出現接受“中國主權觀”的跡象。⑭未來台灣當局仍不能排除有促請“友邦”繼續提案的可能。台灣當局高層稱，台灣放棄聯大提案是“外交”策略的彈性運用，絕非放棄推案，也絕非矮化“台灣主權”，加之這是“操之在台的選項”，未來若中美台三邊關係出現變化，“想提案，隨時可以提案”。可見，儘管馬英九當局雖目前不再“進軍”聯合國，但並非放棄“參與”聯合國，更無法保證今後的執政當局重新“進軍”聯合國。從這個角度說，馬英九當局加入聯合國組織的策略是一種迂回戰術，帶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意味。
四是馬英九當局著眼於“台灣利益”之權宜選擇。馬英九的“活路外交”雖在促進兩岸關係緩和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意圖仍是從“從衡量‘中華民國國力’及國際客觀環境出發”，“制訂務實進取之外交政策。不論從維繫深化‘邦交國’的關係、增進與無邦交國之實質合作、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還是提升台灣國際形象，都是為了達成‘目標實際、做法實在、注重實質、強化實力’之目標。”可見，“活路外交”是馬英九在台灣內憂外患的情勢下做出的一種權宜選擇，本質仍然是維護所謂“中華民國”的主權，這與大陸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立場相矛盾，與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違背。⑮所以，大陸方面既要認識到兩岸在國際舞台減少對抗和內耗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意義，但也應看到，與台灣當局的“外交抗爭”仍將長期存在，目前只是有某種緩和而已。馬英九在統一問題上的躲閃回避以及台灣政黨輪替的常態化，使得大陸在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不得不未雨綢繆，有所防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