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莫斯科一個危機回顧展上，肯尼迪的演講稿撰寫人和知己特德.索倫森（Ted Sorensen）吹捧羅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一書是權威的論述。多勃雷寧打斷說這本書忽略了“木星”的問題，索倫森說多勃雷寧是正確的，但在當時這個交易仍然是“秘密的”。“所以我親自把它删掉了，”他說。
採訪會議的記者也親自決定不記載這段交談。外交政策方面的閑談中也沒怎麼提到“木星”。確實，提到“木星”的談話太少，在網絡雜誌《石板》（Slate）上評論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出版的最近一卷關於林登.約翰遜總統的書時，記者弗雷德.卡普蘭（Fred Kaplan）需要列出一長串散見於各處的資料。雖然卡羅非常仔細，但他依靠的是讚揚肯尼迪決斷力的那些來源，他也就因此忽略了“木星”一事。
妥協並不是一個通常會使政治人物心血沸騰的詞，在涉及到美國外交政策時尤其不受待見。導彈危機的神話加強了對妥協的蔑視。神話而不是現實，成了如何與對手討價還價的量度。每個人都擔心成為下一個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肯尼迪家族、他們的助手和敵人都說是史蒂文森公開提出了“木星”協議。
這並不是說華盛頓的政客們忙不迭地宣稱他們希望模擬導彈危機的神話，但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這座城市裡的專欄文章和交談中都涉及到這個神話。很少有人想通過提出與敵人更加平和的妥協方案使自己突出。在著名的美國對越政策“A－Z”審查中（這是林登.約翰遜在1968年春節攻勢後命令進行的），我們（作者當時在國防部工作）甚至不允許研究與河內妥協的可能。而且毫無疑問，只有一個像理查德.尼克松這樣的鐵杆冷戰鬥士才能提出從越南撤出。
在與莫斯科的軍控談判中提出妥協需要非凡的勇氣。即使是有關削減雙方核力量次要內容的條約都會在國會面臨猛烈抨擊。今天，公開建議讓伊朗進行無關緊要的5%濃度濃縮鈾提煉並接受嚴格檢查也等同於政治自殺，即便《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允許這樣做。雖然奧巴馬的團隊在與塔利班對話，但它的要求太過絕對——塔利班必須放下武器，接受喀布爾的憲法——任何相互遷就都不可能。如果要進行嚴肅的討論，白宮至少要拿可能與塔利班分享權力作為條件。
長久以來，美國外交政策辯論對威脅和對抗看得太重，而極度輕視實事求是的妥協。確實，妥協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有時候甚至是錯誤的選擇。但是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應該可以公開、無所畏懼地討論妥協，把妥協與其他選項共同評估。妥協有時候確實會失敗，那時總統就可以提出威脅，甚至使用武力。但他們需要記住，即使是態度堅決的肯尼迪也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找到了妥協方案，而且這個妥協是有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