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5日電／海外華文女作家雙年會現場，人民網記者現場採訪了張翎、陳若曦、施叔青等幾位在海外久負盛名的女作家。
記者：可以聊聊你們現在正在著手寫的作品嗎？
陳若曦：我如今已經不太寫小說了，但還在台灣發表一些散文、雜文或者詩歌，也針對一些時事，提出自己的意見。（記者：那算是針砭時弊了？）談不上吧，我還到不了這樣的高度。另外，我還打算寫一部關於台灣的佛教的書，詳細介紹一下佛教在台灣如此盛行的原因和情況，我發現佛教在台灣盛行的程度不亞於唐朝時期的長安城，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張翎：我發現我不是一個可以去寫剛剛發生的事情的作家，我習慣向前看，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只有相隔了這樣大的跨度，我才可以清醒而審慎的看待問題，我剛剛寫完一本長篇小說叫做《餘震》，是講唐山大地震三十年內來，三代分別經歷了抗戰、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開放的女人們的故事，其中以三人生孩子而產生的陣痛為隱線，連綴起她們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
施叔青：我正在寫的一本書叫做《台灣三步曲》，它可能也是我的封筆之作，它是一本歷史小說，是關於佛教從古至今傳播的故事，以魏晉南北朝佛教剛剛傳入中國為背景到如今佛教在台灣的盛行，可能其中有一些“穿越”的成分，以虛構的人物回到歷史現場，還原那個時代的氣息風貌。我目前還在整理資料，這是一個盛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寫不寫的好。
記者：你們是如何看待海外華人文學的發展的？
張翎：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我對此深有感觸，我的寫作是開始於90年代中期，那時的海外華人文學，還充斥著鄉愁、對祖國故土的深深眷戀，那種東方人游走於西方主流文化邊緣的隔閡、斷層和異質感，那時的我們與西方是如此的不同，而正是因為這種不同我們成了文化的異邦人，有了正當的書寫權，而如今，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的生活已經與海外幾乎一樣，我們的文學也面臨著母題的重新找尋，這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也是我為什麼不敢寫當下的中國，而轉去寫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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