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1日電／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是美國最為睿智和多產的對外政策專家之一，這一點無人質疑。這位吉米.卡特總統任內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撰寫或與人合著了共18本書，這其中包括他最新出版的《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秩序危機》，該書對美國在這個快速變革世界中遭遇的挑戰進行了探索性的分析。
布熱津斯基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顧問和董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高等研究院資深研究教授。《國家利益》就他的新書和當前的世界狀況對布熱津斯基進行了訪談。這次訪談是由《國家利益》雜誌編輯羅伯特.梅里進行的。
梅：你在書中談論了蘇聯崩潰之後"西方全球優勢新紀元"之下大西洋西方的重大機遇。然而，這種機遇並未來臨。你認為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禍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由大西洋西方及其領導人無法控制的力量導致的?
布：我認為，兩種因素都有。然而，西方已經異常疲乏，毫無疑問，歐洲已經喪失了全球義務意識，視野變得更為狹隘。這部分地是跟構建歐洲共同體有關，而且這種關聯是不可避免的。歐共體後來成了歐盟，這兩個名稱其實應當用另外一種順序來排列，因為歐共體比歐洲有更強的內在連續性。美國開始有點自得其樂了，它的行為方式讓人覺得似乎它真得覺得歷史已經終結了。世界上出現了許多新狀況，而我們並未對此有足夠認識。這就是我要在《戰略遠見》一書中討論的。
梅：這些力量是非常實質性的，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你認為那個時候的領導人所作的決策導致了這一後果，例如伊拉克戰爭?
布：你是知道我在伊拉克戰爭問題持什麼觀點的。我認為這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損害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合法性，損害了小布什總統以及白宮的名聲。美國承擔了高昂的代價：大量美國人犧牲，還有大量的美國人致殘，這些損失絕非無關緊要。此外，美國還付出了高昂的經濟代價，這些都加劇了中東地區的動蕩。儘管薩達姆.侯賽因令人厭惡，然而，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他，他都是伊朗中東野心強有力的遏制對手。如今，一個分裂的、不穩定的、易滲透的伊拉克非常容易受到伊朗的影響，也容易被它顛覆。
梅：如果我們沒有打伊拉克，你認為今天的世界會有什麼不同嗎?
布：中東可能要稍微穩定一點。我並不反對我們在阿富汗作戰，我曾敦促高級決策者進行阿富汗戰爭，打掉塔利班，如果我們可以的話，同時摧毀基地組織，然後就撤軍。然而，我們不應該在阿富汗呆10年之久，試圖在一個中世紀一般的、分裂的社會中創造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進行阿富汗戰爭(不攻打伊拉克)雖然不是那麼有利，但這樣的話我們也只有一場戰爭而已。然而，我們進行了兩場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卻沒什麼特別的益處。
梅：你最近寫到了隨之而來的全球權力中心以及經濟推動力的轉移，用你的話來說，是從大西洋轉向了太平洋。你還認為，西方可以在這樣一個新世界中保持一個強有力的地位。然而，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無論我們做什麼，這樣的轉移都會將西方和美國拋在身後?
布：完全有可能，但是如果這種事情發生了，那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為這本可以不發生。我並不是否認亞洲、遠東的重要性，但是我非常清楚亞洲和遠東的主要大國都存在內部困難，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非常危險的潛在衝突。在這個方面，我們有很大的操作空間。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的金融和社會生活總體狀況，以及生活水平都不會優於我們。當然，如果我們整天折騰，止步不前，身陷囹圄，他們是可能超過我們的。
我非常擔心一件事，美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具有投機性而不是生產性，在這種體系中，個人貪心而不是社會增長成了博弈者的主要動機。我們的稅收體系有利於富人，這是非常不公正的，在經濟上是無效的，因為它造成了更大的貧富差距。從長遠來看，這種貧富差距是非常有害的，它會在人們中間製造分裂，激起階級衝突。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特權已經和機會主義融為一體。國會成了一個自我更生的實體，充斥著相對富裕和擁有特權的人，這些人只會通過有利於這個群體的法案和協議。結果，想要睿智地處理內外問題已經越來越困難。
這次選舉令人沮喪。在所有我參與過的選舉中，這次選舉最為糟糕。之前的選舉都包含有宏大和全面的議題，無論好壞，這些議題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可以預測的。例如，2000年的時候就是這樣，戈德沃特對陣約翰遜，後來的麥戈文對陣尼克松，儘管他們之間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現在呢，全是亂七八糟的口號、困擾以及令人痛苦的社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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