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想怎麼辦
劉雲川
中國的改革，總會面對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怎麼看，二是拿這些問題怎麼辦。前者更多觸及的是思想認識層面，注重的是對不對、該不該的價值判斷；後者更多探求的是改革的實踐路徑，注重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的解決方案。這兩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改革之前，也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
應該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無法回避怎麼看的問題。改革離不開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現狀的思考，往往首先在思想認識領域掀起波瀾，引發爭論，伴隨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進而促成改革的具體行動。沒有這種思考、爭論，改革往往就難以啟動和推進，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同時，另一條改革的基本規律是：不拿出解決方案的改革，是無法成功的。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生等領域都有大量問題凸顯出來，需要想辦法解決。對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有些問題意見分歧很大。對改革面臨的問題，對存在的爭議，我們需要經常進行反思，有時需要多一些批評性的意見，這本身沒有錯。但是，不論我們的願望如何美好，批判的理由如何充分，解決這些問題光說不行，關鍵是怎麼做。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們談論改革問題，不能只想應然，不問實然；不能光想怎麼看，更要多想想怎麼辦；不能只想對不對、該不該，更要多想想能不能、行不行。在很大程度上，改革措施的針對性決定操作性，操作性決定可行性。有了針對性、操作性、可行性，我們的改革才能成功。
非實幹不能興邦，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都得到了證明。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諸多思想流派，都對這個禮崩樂壞的亂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改革建議。但到戰國結束時，改革效果最好的是法家。法家為什麼成功？因為當儒道墨各家都在執著地批判現實，講仁義、講天道、講非攻，卻拿不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辦法的時候，法家一下就抓住了在亂世中生存發展的要害：加強中央集權和富國強兵，並堅決推出了軍功授爵制等具有現實針對性的變法措施。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之時，距1853年美國“黑船”叩開日本大門不過十餘年，國內對改革的意見並沒有達成一致，思想啟蒙實際上也尚不充分，但日本並沒有在徹底解決思想爭論之後才去進行改革，而是實踐先行，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務實有效的改革措施，很快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一個先進國家。19世紀中期普魯士的俾斯麥改革所以成功，也是因為這位“鐵血宰相”不尚空談，拿出的改革措施條條服務於德意志民族統一的現實目的，條條通往普魯士的強國之路。很顯然，能夠放下“怎麼看”，把注意力集中到“怎麼辦” 上來，是這些改革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們經歷過許多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改革運動，基本上都失敗了。任何改革，都不能僅僅停留在理想和價值層面，不可能在徹底解決思想領域的論爭，解決價值層面的衝突後再去進行。如果那樣的話，就可能錯過改革的最佳時機。民國時期，那麼多的學者，那麼多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之道，並為之爭論不休，以致胡適呼籲要“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但最後解決問題了嗎？只有共產黨解決了怎麼辦的問題，那就是實行土地革命，贏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所以中國革命成功了。中國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不爭論”的重要思想，沒有這一招，改革不可能順利推進。改革不能失去理想，但是，理想本身並不能解決實現理想的問題。夢想的天空裡永遠建不起輝煌的大廈，只有植根於現實的土壤，真抓實幹，理想才有實現的希望。
多想想怎麼辦，也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思想方法，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對許多問題，只有在務實辦的過程中才會明白實際情況的複雜性，才會懂得辯證看問題的必要性。有些觀點和口號，聽起來很美好，但往深裡想，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實行的結果很可能是禍國殃民。中國的很多改革，都是先試點，成功了再推廣，這避免了很多彎路。正確思想方法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必須力戒主觀主義、本本主義，力戒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力戒片面性、情緒化。思想方法搞對頭了，困擾我們的許多思想認識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解決。
多想想怎麼辦，還有助於擱置思想爭議，先集中精力解決實際問題，而把是非功過留給歷史來評判。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那些不得不改的改革、背水一戰的改革，往往是最成功的，像農村聯產承包的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改革、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等。因為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解決問題的需要特別迫切，人們只能把思想認識上的分歧放在一邊，直接考慮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這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思想認識障礙，迅速達成了改革共識。歷史地看，改革措施對不對、好不好，在當時往往難以得出最終結論，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經濟特區、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時不是沒有不同看法，但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些舉措都是正確的，都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創舉。如果我們還一直陷在“怎麼看”裡面打轉，改革的成功不可想象。
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基本的方法論。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和教訓可以借鑒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的路怎麼走，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現成的答案。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改革，很多時候在思想認識問題上只能求同存異，先到實踐中去摸石頭、找規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下一塊石頭怎麼樣，我們不知道，還不好下結論。可是，如果不伸出摸石頭那只手，河就永遠過不去。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探索中推進。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利益的多樣化使得對改革的價值評價也肯定是多元的。要求一種改革方案、一項改革措施能夠滿足所有人的利益和訴求，贏得所有人的正面評價和支持，已經是很難很難了，對改革設計者來說也不公平。改革中應該做的事情很多，但現階段能夠做的事情可能就那麼一兩件、三五件，最適合我們幹的事情也可能只有那麼一兩件、三五件。只有一步一個腳印，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想做而暫時還做不到的事情才有完成的可能。不要幻想一夜之間解決所有的問題，那是空想，不符合客觀規律。
批判很容易，幹實事很難。中國的改革，需要社會輿論的包容態度，更需要實踐領域的務實精神。在怎麼看的問題上，我們光有一腔熱血、滿腹牢騷沒有用，不妨來個換位思考：如果這事歸我管，我該怎麼辦？認真地這樣想一想，也許看問題就不會片面、偏激，就不會簡單化、絕對化，凝聚改革共識也許就不會那麼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