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勞動 故我在：答案就在我們的勞動裡
呂途將她這幾年的調查報告寫成一本書《新工人——家在哪裡？》，今年1月這本書以《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書名正式出版。在書裡，她調查描述了打工者們在城市的生存狀態，調查了他們回不去的故鄉，描述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在城鄉之間的迷失。
要想在呂途的書裡找一個答案似乎很難，問題是多於答案的。工友楊猛說：“當我讀了第一遍的時候，我感到很痛苦，因為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意在讓我們自己去領會我們工作生活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是我們找不到答案。”
楊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賓人。他說話溫和、誠懇，臉面上帶著笑容，有一種同齡人身上所少有的沉穩。楊猛是第二代打工者，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兒童。他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帶著他的弟弟去浙江打工。“在我留守家鄉的過程中，我分別在姑媽家、奶奶家、外婆家住過，我就是一個流動在家鄉的留守兒童。”楊猛用他緩慢而溫和的語調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2007年，楊猛開始他的打工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他家鄉相鄰的鎮上。“因為家鄉的經濟條件特別差，不能滿足我的發展。所以，2008年我開始外出打工。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我去過深圳，蘇州、西安和北京。”
2009年，楊猛成為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創業培訓中心的學員，後來開始參與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現在他在這裡負責網站的編輯工作和一些培訓工作。“他給工友講的是法律課，主要講工人的權益保護方面的一些知識，大部分都是他從自己的經驗裡總結加上自學得出來的。”呂途介紹道。她在楊猛身上看到了“新工人”萌芽的東西。
楊猛對記者說，他很認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因為他已經回不到農民身份裡，在農村他已經不能養活自己，他只能在工人的勞動裡生存下去。“我們用我們的勞動報酬支持我們邊遠家鄉親人的生存。我們的存在決定著城市和家鄉的發展。”當然，楊猛也意識到這裡面的變化：“20年前，我父親一個人外出打工可以養活一家人，我現在一個人外出打工卻很難養活我自己。我們的父輩可以十幾年，二十幾年在低劣的條件下工作下去，而沒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了。我們的意識在我們的工作過程中不斷地進步。我們的參照物是我們的前一份工作。我們在不斷地換工作，也在不斷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們不斷換工作，不斷追求好的工作狀況的過程其實也是我們整個意識在不斷提升的過程。”
全國總工會做的《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每年變換工作0.26次（也就是說平均3年就要換一個工作），傳統農民工為0.09次（也就是說平均11年換一次工作）。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發現，工友的工作穩定性差別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內也許就換好幾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10年都在一個廠裡工作，但是總的趨勢很明顯，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穩定的。”呂途說。她調查總結了新生代工人換工作的幾個原因：因企業條件和工作性質所迫被動離開、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主動離開、道德的選擇（覺得所從事的工作太沒有良心了，就選擇離開）。
不斷地變換工作成為中國新工人抗爭、希冀改善條件與爭取發展自己的一種方式。《中國在梁莊》的作者梁鴻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時說：“在對待工人倫理缺失的情況下，國家體制、工廠主、中產階層或者相對的富人階層都沒有從工人作為人所應有的基本需求來界定工人的生存狀況。我們在講新工人的時候，應該也對我們整個社會提出要求。”
呂途在調查中發現這些打工者很難有歸屬感：“那狹小簡陋的臨時住所也不是他們的家。工友即使在一間工廠一座城市工作了十幾年，還是無法安頓孩子的學習和生活，還是在疑惑自己的家在哪裡。誰會對這樣的生活滿意呢？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生活應該至少包括下面三個內容：就業權、居住權和子女受教育權。”
“我在想，20年後，我們新工人群體的下一代是否還能夠養活他們自己。我想，他們應該可以養活自己的，因為我們的意識在覺醒。”楊猛說，“我們通過自我意識的提高，然後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有一個重新的定義和認識，然後體現在我們以後的行動中，這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我們的工作中、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不斷地去接觸勞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呂途希望正在於此。她坦然而熱切地說，“中國社會在過去30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開始追求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那麼就必須重視這2.5億打工群體的訴求。過去30年，是打工群體在人數上的形成過程，那麼今後的幾十年是這個群體謀求社會進步和群體地位的過程，而代表這個群體訴求和發展方向的詞也許就是‘新工人’。”
在告別起身時，看見呂途宿舍靠近門口的桌子上放著一個切•格瓦拉的畫像。
“我喜歡格瓦拉。”呂途補充道。
“那讀馬克思的書嗎？”
“讀，我很喜歡馬克思的一些論述。有時晚上苦惱時讀馬克思的書，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他的道德、情感和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