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江津區濱江新城管委會主任王禮認為，“江津城市發展空間已經嚴重不足。建議市委市政府加快審批並同意江津雙百城市規劃修編”。
2012年末四部委財預463號文件，發改委關於企業債發行的規範性文件都要求，地方各級政府不得將儲備土地作為資產注入融資平台公司，不得承諾將儲備土地預期出讓收入作為融資平台公司償債資金來源。而在相關文件出台前，渝東和渝西的區縣平台公司，都曾有過類似操作。
2010年相關審計報告顯示，重慶市有19個區縣（自治縣）融資平台公司存在注資等問題，涉及金額達84.9億元。九龍坡區委副書記、區長丁洪建議：“高度重視區縣債務問題，減輕市區共建項目的區縣負擔程度，從體制機制方面入手，認真研究化解區縣債務……科學合理考核區縣，清理和規範市級部門對區縣的單項考核”。
此外，重慶還存在特殊的庫區和少數民族地帶，需要大量財政轉移撥付。此次兩會上，重慶市移民局一位負責人說，“重慶（2017年）率先建成小康，全市問題不大，短腿在庫區。”這些地區對市級資金極為渴求。一位少數民族代表提議，應該將對這類地區的發展基金由2000萬提高到2億元，否則無力推動產業項目。
如何處理縣市資源的劃分問題，在本屆重慶兩會中尤為引人關注。記者不完全統計，至少有超過15位代表發言中提及“簡政放權”問題。在私下接受採訪時，部分代表也提及，過去的問題一是一些財政性收入轉移撥付不夠，二是區縣跟風政策追加了一些市政投資造成壓力。
梁平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鄭雲山也說：“近年來市裡停止審批‘兩翼’地區特色園區拓展項目，並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導致生產要素和相關資源（含人力資源）均向主城及周邊集聚，一定程度影響了‘兩翼’區縣的發展，不利於振興縣域經濟，應明確‘放什麼權、讓什麼利、怎麼支持搞活’的方向性舉措”。
但是，區域競爭似乎又需要上層協調，比如重慶市萬州區委副書記、副區長譚登平認為要從“全市層面加強對產業項目的布局，避免區縣之間市場分割、產業雷同”。同樣的意見也出現在銅梁縣委書記高必金的發言中。一位市級財政部門官員分析，只有管住錢和土地，產業規劃才能落實。
過去曾長期主持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工作的代表陳光國也說，“過去關於市裡簡政放權問題，區縣應認真思考市裡放什麼權、怎樣放權等，進一步激發區縣發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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