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有人反對“地票”制度，認為很容易造成農民利益受損，並使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制度漏洞仍無法避免。
黃奇帆：沒人反對我們，我覺得很順利埃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後我跟當時重慶市國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幾個部委的人來做調查研究，我當時不在重慶，我們國土局的人跟他們報告了，當時沒同意。我說，肯定是報告沒講清楚，這麼簡單合理的好事情怎麼會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匯報，跑到國土資源部，在那邊講了一個小時，部長、副部長都明確表示支持。
不久，總理到重慶視察工作，他很關心“三農”，我向他報告這件事。當時是在去重慶江津的路上，要一個多小時車程，僅用了半個小時就匯報清楚了，他很支持我們搞這樣的試驗。從設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達文件，同意我們搞“地票”，一共才兩個月。
《中國經濟周刊》：如何如您所說，“有節奏”使用土地儲備？
黃奇帆：土地儲備重要意義在於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級市場，並將收益用於公共項目。重慶開始高速增長時，我們就進行了足量儲備，大約有40多萬畝。要麼不儲備，要儲備就要有規劃並一步到位。儲備的土地不能搞竭澤而漁，不能一屆政府幾年時間就把城市今後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細水長流。我認為，每年只准用儲備量的5%，夠用20年。我們說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們實際賣掉的、用掉的地是19.9萬畝，正好每年用了5%。同時，儲備地50%用於公共項目，如大學城、公租房等等；50%用於經營性開發，這樣就比較合理。經營性開發的收益，扣除成本後，也投入到了城市橋梁、隧道、大劇院等公共項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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