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農民工進城，不是農民進城
《中國經濟周刊》：2010年8月，重慶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啟動，現在已經進入常態化轉戶階段，這被認為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膽嘗試，您怎麼看？
黃奇帆：改善農民工待遇是人權問題，是公民權利的問題。善待農民工，是我們應盡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進程的本質是減少農民，把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工人的一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關於城鄉遷徙的安排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重慶這幾年做了360萬農民工轉戶，我們的關鍵是農民工進城，不是農民進城。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工業和服務業的崗位，需要大量農民工補充。他在補充工作的若干年裡，你始終不給他戶籍，是不講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個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國經濟周刊》：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會造成城市的沉重負擔嗎？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黃奇帆：有人認為農民工轉戶進城成本太大。確實，按轉戶成本10萬元／人計算，政府財力難以承受。但農民進城會為城市創造紅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萬元產值算，1億人轉戶一年就會創造50萬億的產值，其貢獻遠大於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轉戶涉及到的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過10～20年的長周期分攤成本的過程，即期支出並不大。同時，轉戶成本“一分為三”，大體企業40%、政府30%、社會30%。改革的成本總體是可控的。
農民工戶籍制度搞得好，會讓中國人口紅利延長15～20年。現在主要有三個紅利，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和資源紅利，這三大紅利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今後10多年，還會繼續發揮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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