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北京市發改委就北京出租車調價方案召開聽證會，25位聽證參加人中有23位同意出租車漲價，其中有13人贊成方案一，即基價標準由10元調整至13元，計程標準由每公里2元調整為2.3元。北京市發改委表示，此次調價所產生的收益將全部用於提高駕駛員收入，企業不參與本次調價收益分配，將嚴格控制企業承包金標準，禁止企業借機提高承包金。
早在今年4月，北京市就出台《關於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提出多項舉措，擬改善北京出租車業現狀。而今年6月1日，《北京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管理試行辦法》也將開始試行。
北京市希望，通過出台這一系列組合拳措施來解決打車難問題，規範出租車市場發展。但是漲價，能否真正破解打車難？讓司機叫苦不迭的“份錢”該不該降，能不能降下來？
在出租車供需出現明顯失衡的情況面前，出租車牌照該不該放開，其數量管制又該如何實現突破？
一 爭議：“份錢”緣何不能降？
正方：一睜眼就欠300塊
每天早8點和晚6點，是出租司機費穀川與搭檔王師傅交班的時間。“高峰時間經常堵車，一堵就賠錢，還不如用來交班和休息。”
“高峰必堵，堵車就賠。”費師傅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車速低於15公里按時間計費，每5分鐘按1公里算，每2分30秒計費一次，堵1個小時才20多塊錢。”
費穀川說，開“單班”的師傅，每個月要上交給公司“份錢”為5157元，並且承擔交通違規、車輛修理和保養等各種風險費用，加上油錢成本，“一個月出去的錢將近9000元，這等於每天我一睜眼就欠著300元錢了，拉夠了300元錢的活，才能保本兒，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費師傅跑的是“雙班”，兩人“合跑”，每個人的工作時間較“單班”短，因此，“雙班”的“份錢”總共為8280元。
費師傅說，“份兒錢”是出租車司機最大的成本，通常占到司機總支出的50%以上，因此“車份錢”的運營管理模式讓司機叫苦不迭。
反方：公司利潤並非是暴利
然而，出租公司對高額利潤並不認同。一位出租車公司經理表示，運行成本現在非常高。5175元費用裡包含了剛性支出（司機社保、車險、殘保金、折舊費等）。此外，除了國家發放的燃油補貼，企業每月還要返給司機500元油補，這些支出總計大約3000多元。
這位負責人向記者算了一筆賬，公司收入的“份錢”為每輛車5175元。成本和費用包括：折舊1200元；司機五險一金900元；福利費200元；油補520元……12項支出共4775元，扣除稅費，利潤率為5.8%。
“近年來各種支出都在上漲，企業利潤確實比較低，並非外界所盛傳的暴利。此次調價不涉及份錢調整，未來隨著物價、駕駛員社保等的上漲，利潤會更低，單班車的利潤甚至會是負數，企業壓力較大。”北京昌華德出租公司總經理高昌生表示。
然而，有專家指出，十年來“份錢”未變，但車輛價格降了不少，企業的成本到底增加了多少，有待科學測算。
分析與回應：對於司機和公司截然不同的觀點，長期從事出租車行業研究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由晨立說，一些出租車公司根本未按照合同裡寫的落實職工的“五險一金”和各項福利保障。按此估計，出租車公司的利潤率會大大提高。
在我國，北京、上海、深圳等國內大部分城市都實行“份錢”制度。以深圳為例，一般一個司機要得到開出租車的就業崗位，首先需要給公司交納4.5萬元的押金。司機獲得這個崗位後，不論出現什麼狀況，只要車在自己手上，就得每月給公司交納承包金，即“車份錢”，深圳的司機每月得向公司交納高達14683元的“車份錢”。
“現行管理體制下，出租車行業陷入死局：的哥疲憊不堪，乘客‘全權買單’。”清華大學教授邢文訓認為，應該降低出租車“份錢”，減輕司機負擔。
北京市交通委新聞發言人李曉鬆日前則給出回應：上世紀90年代，的確存在過出租車行業暴利時期，但現在已不是暴利，可壓縮空間不大。下一步，政府要將出租車行業的利潤控制在微利，即出租車行業的利潤要保持在比同期的銀行貸款利率高2%－3%的水平，如果比銀行貸款利率還低，肯定沒有企業願意從事出租車行業。
二 漲價：“份錢”負擔能否減輕？
正方：漲價能夠提高司機積極性
5月7日，北京市發改委、北京市交通委網站公布了出租汽車租價調整和完善燃油附加費動態調整機制聽證方案：起步價由現行的10元調到13元，燃油附加費加收1元，高峰時段低速等候費為每5分鐘加收2公里租價。兩個方案的唯一區別在於，每公里計價最終是2.3元，還是2.6元。
漲價之後，能有多少錢進到司機的口袋？此輪價格調整是否能讓北京告別打車難？對此，李曉鬆表示，此番漲價，這一次利益調整過程當中，增加的收益，全部向駕駛員傾斜。
而根據北京市發改委的測算，在當前運營情況下，2.3元的方案能夠使司機每月增收1400元左右，2.6元的方案能讓司機每月增收2300元左右。如此，出租車司機月均收入理論上將達到6000元左右，超過北京市社會平均工資水平。
對此，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餘輝也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漲價依然不失為一種辦法，值得一試。
反方：漲價難以降低司機負擔
而出租車司機邢師傅則坦言，漲價對自己意義並不大，他將打車難的原因歸結於路況。“現在，早晚高峰時間堵車厲害，路堵著你根本拉不出活來，因為在固定有限的時間內也就拉那些活。”他說。
“北京高峰時段擁堵嚴重，運營效率相當低，現在擁堵或低速行駛一個小時，等候費24元，但需要消耗三四個油，約二三十塊，跑這麼一趟基本就是賠錢。而且時速低於12公里運營，油耗會增加很多。”出租司機劉韶山說。
多位出租車司機表示，即使等候費增加，仍然不足以彌補交通擁堵所帶來的損失，對他們來說，“交通高峰期少出車，或不出車”仍會是現實選擇。
分析與回應：北京市發改委指出——“‘打車難’問題也不是僅僅通過價格調整就能夠在短期內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短期內社會各方面可能都不太滿意。但從長遠看，百姓打車會好打一點，司機收入會提高一點，企業管理會容易一點，各方的矛盾會有所化解並最後都會受益。”
對此，也有專家持不同觀點。由晨立認為：“單純依靠上調運價與政府補貼的方式破解當前的出租車困局，可以治標，難以治本。”
“調價的單一手段，無法解決成因複雜的打車難的問題。”北京市政協委員鄭實說，我們不能期望完全靠調價把打車難的問題或出租車行業的內在問題全部解決。
多位專家認為，政府對出租車行業以特許經營制度為核心的管制政策，正是包括“份錢”等出租車行業種種弊端的根源。但在本輪出租車行業改革中，並未對特許經營制度進行改變。
要讓出租車市場保持良性發展，最大程度上發揮其公共服務的功能，就必須“從源頭上”尋找長久之策。
三 管制：“份錢”利益格局難動搖？
正方：數量管制不可取
目前，出租車是一個受到嚴格管制的行業，其數量和價格皆由政府控制。北京市出租車行業自1996年10月31日開始出台管制政策，並在全行業推行以公司為經營主體的承包制，到2000年左右，已形成以數家出租車企業為主導的市場結構，並延續至今。
而數量管制政策的執行方式即政府以頒發牌照的方式特許經營，限制牌照數量，凡無牌照的經營者都被視為非法經營、並受到嚴厲地懲罰。
“解決打車難，一是要增加出租車供給，二是要降低管理費用。根本上還是要增加供給。”由晨立說。
“數量管制政策將出租車行業變成了一個高利潤行業。”專家認為，有關部門應該對出租車保有量進行動態調整，根據社會需求適當增加牌照。
反方：數量管控有必要
李曉鬆表示，一般涉及客運的領域多採用規模化、規範化的公司制經營，這點在國際上均有共識。客運涉及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個體運營的風險性更大。
李曉鬆認為，進行嚴格的數量管控非常有必要，一個城市的空間資源是有限的，出租車、公共交通、私家車以及自行車之間的客流分配需要嚴格控制。按照國務院提出的要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應該在60%以上，剩下40%中，私家車可能要占30%，最終就是自行車和出租車的比例。6%是出租車較為合理的比例，但很多年前北京就已經超過這個量了。
分析與回應：目前，北京是中國出租車萬人擁有量最多的城市，在册出租車達6.6萬輛，每萬人擁有出租車33.7輛。然而，自從1994年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局停止批准新的出租汽車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以來，出租車數量幾乎沒有增加。然而，北京市人口已經增長了一倍多，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在數量管制之下，雖然正規出租車總量在數量管制之下得以嚴格控制，但市場的需求催生了一個龐大的黑車市場。有數據顯示，目前在北京運營的黑車已達到9.2萬輛。
在國外大城市，雖然出租車經營採取公司制、個體工商戶等多種經營形式，但個體所占比例較高，競爭較為充分。例如，紐約出租車44%是由大的代理行或出租車公司把車包租給有執照的司機，27%的個體出租車業主將車包給有執照的司機運營，29%的個體車主親自駕車運營。
據了解，北京市目前的出租車有國有、集體、聯營、私營、股份公司和個體工商戶等經營方式，駕駛員近10萬人，其中個體工商戶只有1157戶，僅占百分之一。
“對於北京來說，可以先允許有數年出租車駕駛記錄、服務質量好的出租車司機進行個體經營。”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說。
在專家眼中，倫敦模式被認為是一個可以借鑒的範例：不在數量和價格上進行管制，而是市場主導，其管制的對象則是質量和安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應鬆年說：“最理想的管理模式應該是施行出租車行業管理，放開市場，讓市場控制出租車的保有量，政府只負責監管。”
而據了解，北京出租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歷了汽車經營權無償使用的階段，因為出現企業變相賣車、企業財務管理和用工制度混亂等情況，北京在1996年至1999年進行了整頓，為了規範完善企業經營，2000年至2002年北京又對出租車業進行第二次整頓，明確特許經營權歸政府所有。相比個體制，公司制有較高的風險承擔能力，集體管理、易於監管，同時還能保障城市的應急運輸。
然而，專家指出，目前改革最大的難度在於，如何制定一個讓各利益相關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並避免出租車猛增帶來新的供需失衡。（時間：5月25日 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