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業發展的衝動，以中部省份為最。為什麼要搞工業化，為的還是稅收，當然，另一方面也為了提供就業。”李國祥說。
這樣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對耕地的侵佔，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為了工業化的產物之一。污染會導致糧食質量和產量下降，甚至絕收。
2006年，環保部公佈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土壤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調查，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佔地和毀田200萬畝。三者合計1.85億畝，占中國耕地總量1/10以上。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數據，而全國重金屬污染事件集中爆發在此之後。
據媒體公開報道，2006年7月，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部委曾聯合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但這一數據至今未曾公佈。
而根據《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中引用的最新數據,中國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佔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該報告描述，城郊農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礦區周邊農田遭受礦渣和有害採礦排水污染，工廠周邊農田遭受工廠排放污水污染等問題相當嚴重。
李國祥介紹說，相對而言，土地污染最為嚴重的是長三角、珠三角;黑龍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為安全，那裡的工業不發達，外資不好引進;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這些年承接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工業化衝動最強。“那些中部省份的糧食主產區很多都在暗地裡引入污染的工業。當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時制止引進污染工業，還來得及改變現狀。”
但在李國祥的長期調研中發現，地方的環保部門與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若超標排放，罰完款之後繼續排，執法部門則以罰款支付工資，解決經費問題。“我到廣東的一個鄉鎮調研，鄉鎮下面的環保政策執法部門一共有30多人，哪有這麼多預算養活他們，就是靠罰款過日子，養活政府官員。”李國祥說，“農業部門關心的是糧食產量，只要產量能保證，其他的則次之。”
中國科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李國祥不無擔憂地說，如果糧食主產區也像經濟發達地區一樣，普遍地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這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維持自給，人從何來?
活在“誰來養活中國”陰影下的中國農業從業者，一直在尋求更好的解決糧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種選擇。
然而，中國農業走出去喊了這麼久，實際情況究竟怎麼樣?現在看來，更多地局限於傳統思維，購買或租賃別國的土地進行耕種。但因為土地問題過於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農藥可能帶來的污染，所受限制越來越大。
陳錫文認為，其實可以拓寬思路，借鑒四大糧商的做法。
美國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邦基(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大糧商被簡稱為“ABCD”，控制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麼地方是大糧倉，就在什麼地方建倉庫、建碼頭，物流中心建起來，當地農民增加的糧食產量就歸它了。於是，他們掌握了糧源、掌握了貿易、掌握了價格。而我們非要自己去買地租地。”
然而，中國的糧食問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場來解決呢?
首先，全世界糧食供需矛盾突出。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12/2013年度全球穀物產需缺口約640億斤。其次，每年全球穀物貿易量一般不足3億噸，大豆貿易量大約只有1億噸，兩項合計只有大約4億噸。而中國目前一年糧食消費量已經超過6億噸。“即使中國有錢，將全球能用於出口的糧食貿易量全部買回來，也不夠吃半年，自己不解決怎麼行?”陳錫文說。
無論如何，中國應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
陳錫文認為，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科技創新，需要經營體制創新，需要國家的支持保護，需要形成完善的農產品體系。”
2012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農業科技創新被突出強調。
然而，人才是一個大的瓶頸。
馬榮榮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難招。
“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願下煤礦挖煤也不願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
每次參加浙江省人大會議，其他行業的人便會問，“老馬，你們這樣種田，一畝田有多少收入呀?”馬榮榮說，一畝利潤700塊錢。他們很驚訝，怎麼才這麼一點?“種一畝花卉利潤是8萬塊，種蔬菜、水果一畝利潤8000塊，工業的利潤則是百萬千萬計，而我們種水稻一畝只有700塊。我幹到了今天，竟連一套房子也買不起。”
這些年，國家出台了兩條政策：提價和補貼，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這個傳統產業，保住這個產業，“否則它會徹底崩潰”。
當然，馬榮榮有信心，人的問題，國家一定會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