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0日電／改良中國畫的呼聲最早由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發出，以後的嶺南畫派諸賢和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等更是親身實踐，身體力行地在改良中國畫的歷史進程中做了一系列工作。尤其是1947年以來，在徐悲鴻提出“新國畫”號召之後，中國畫主流進行了開天辟地的大改造、大換血，引進西方藝術經典，從而徹底告別了“四王”模式，中國畫的面貌煥然一新。但反思這一期間的得失，不免有喜有憂。
在中國畫改良的實踐歷史進程中，應以郎世寧為先，但他當時的影響僅僅局限在大清宮墻之內，後是徐悲鴻引入歐洲古典現實主義全部教學和創作經驗，然後有劉海粟和林風眠的西方現代主義，再到蔡若虹、江豐、王朝聞對文人畫和西方現代主義進行清除，引入了蘇聯巡回畫派和革命現實主義的模式，以及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傅抱石、趙望雲、關山月、黎雄才、李可染、宋文治、亞明、張仃、羅銘等山水寫生運動，再後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星星美術、雲南重彩和“85思潮”之後對西方當代藝術的直接輸入，這一次次的推動對現當代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值得警惕的是，我們在正確、理性接受這些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畫在改良的過程中也悄悄地改變了。讓人們開始懷疑，我們筆下的東西還是中國畫嗎？
如今，當你走進博物館、美術館，在瀏覽中國畫史後，不禁會驚呼，原來那個在中華大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畫種到了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之後幾近斷流、失傳了。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十年以後，失去“道統”的中國新文化主導下的中國畫作品，很像混血的“畸形兒”，怎麼看都不像自己親生的老爸老媽，越看越不順眼。針對這一現象，我贊同劉斯奮先生的“矯枉過正”說，就像體弱的孩子吃補品過多過量，造成了次生傷害，倒不如不吃的好。在一些西方批評家的眼裡，經過歐洲古典寫實主義風格改造後的中國畫不過是一件尚未完成的創作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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