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對西安事變的研究都著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似乎忽視了當時的張學良其實更有求於蘇聯的歷史事實。這一忽視直接導致了研究中的某種錯覺，即認為張學良在發動事變前與蘇聯毫無聯繫，但歷史事實恰恰相反。
張學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設立代表處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專人陪同護送張學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對此，有當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漢年給王明的密碼信為證：“現在馮雪峰同志同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與張學良的代表取道法國去蘇聯，與他們一起去你們那裡的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共產黨員。30日他們已動身（或將動身）繞過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碼信”，1937年7月1日於香港，絕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頁）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絕大部分相關資料裡，都提到了李杜、兩個小孩與一個女共產黨員，唯獨缺少那個最重要的“張學良代表”。潘漢年的密信清楚顯示，李杜的主要任務是送“代表”，其餘人員是附帶或是掩護而已。
鮑格莫洛夫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但潘漢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華的全權代表，就像大革命時期的鮑羅廷。他親自批准“張學良的代表”去蘇聯，當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
此後張學良與蘇聯的關係迅速發展。1936年7月底，張學良在南京會見了蘇聯大使館武官雷平中將。8月，張學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會談中提出了與蘇聯訂立《中蘇軍事同盟》問題，張學良認為：“中國自然非抗日不可，成敗與蘇聯皆有關係，日本野心無窮，蘇聯最終難免不受其害，與其單獨應付困難，莫如中蘇訂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鮑格莫洛夫回答說：“如果中國能夠團結起來，蘇聯政府一定會鄭重考慮你的意見。”（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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