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改革。對軍隊的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其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為表現“新思維”，並樹立改革形象，戈爾巴喬夫及部分蘇共領導人刻意與軍隊保持距離。蘇軍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說，當集團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1985年2月15日）回到蘇聯境內時，“沒有一名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防部的領導人來迎接我們”，“故意不重視部隊撤出阿富汗這件事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失策表現之一，戈爾巴喬夫的戰友們隨隨便便就將前任的錯誤推到我們身上”。（［俄］鮑.弗.格羅莫夫：《有限出兵——蘇軍第40集團軍司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頁）駐阿蘇軍作戰指揮組副組長利亞霍夫斯基也說：“蘇聯高層領導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需要參與歡迎在異國他鄉浴血奮戰多年的軍人歸來，再次暴露了對軍隊的冷漠和毫不關心，軍隊執行了他們下達的命令，而現在他們已不再需要軍隊。”（［俄］A.利亞霍夫斯基：《阿富汗戰爭的悲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頁）在1986年至1991年軍隊維護國內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當部隊與分離或民族主義運動分子發生衝突時，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政治局都採取模糊責任的方式非難指責軍隊。特別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爾巴喬夫在媒體上公開指責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維護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內務部隊。時任圖拉106空降師師長列別德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一事件使得軍官對黨的領導的態度開始向危險的方向轉變，隨後作戰師、團拖延或拒絕執行命令的事情不斷發生”。（［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
為體現“民主化”思想，蘇共在軍隊體制編制調整中，逐步削減了各級政治機關和約8萬名政治工作軍官，撤銷了總政治部，並在“蘇共組織在武裝部隊中的工作條例”中規定，“蘇共組織及其機構不得干預行政人員和軍事指揮機關的工作”。特別是全蘇第三次人代會通過的《關於設立蘇聯總統和蘇聯憲法修改補充法》，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軍隊的最高權力。由此，蘇軍內部刮起了“退黨風”，特別是年輕軍官的主動退黨“最終匯成洪流，包括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棄黨而去”。（［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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