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蘇共主動放棄軍隊意識形態領導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各種反對派、民主派加緊拉攏與扶持軍中親己勢力。葉利欽專門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裡.斯科科夫與軍方、特別是空降兵多接觸、保持聯繫。1991年2月，葉利欽專程到圖拉空降師觀看演習和慰問。在聽取部隊急需解決困難問題的匯報後，他在隊前講話中說：“一旦我當選俄羅斯總統，將給圖拉空降團軍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時，葉利欽問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如果突然出現某種特別狀況，合法選出的俄總統遇到危險、叛亂，是否可以依靠軍人、依靠你呢？”格拉喬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羅伊.麥德維傑夫：《蘇聯的最後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1991年3月，蘇聯就是否保留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舉行全民公決，國防部長亞佐夫嚴肅地對媒體講：“蘇聯其他東西還可以分，但軍隊、核盾牌決不許瓜分，這是不可思議的”。“張三、李四、葉利欽都可以當總統，但國家不能變，軍隊是不可分裂的”，“蘇聯武裝力量是社會團結、政治穩定的極為重要的因素”。（肖楓：《蘇聯解體我的解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他可能沒有認識到，蘇共及其軍隊政治思想上的解體，已經徹底動搖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國家實體的崩潰。
在動蕩的1991年，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軍官示威性地撕毀了黨證，並故意大聲地給同事講，他們的祖父曾經是自衛軍成員，或者他們的祖父曾經放火燒過蘇聯最初建立的集體農莊。”（［俄］尼.布蘭涅茨：《沉淪之師：俄軍總參謀部上校手記》，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8.19”事件中，海軍司令切爾納溫、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軍司令馬克思西莫夫、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薩姆索諾夫從一開始就質疑或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則率領開進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兌現了對葉利欽的承諾。“8.19”事件後，辭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以蘇聯總統身份奔走呼號，想挽救“聯盟”免於散夥，然而，失去了蘇共和“多民族、統一思想的軍隊”作依托的總統，分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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