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從組織上放棄對軍隊領導的直接後果是，“一個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隊”，軍隊在國家危難關頭倒戈。在1991年“8.19”事件中，以格拉喬夫司令為首的空降兵進入莫斯科，執行控制俄羅斯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的任務，格拉喬夫陽奉陰違，以執行國防部命令為名，行支持民主及分裂勢力之實，陣前調轉槍口；以克格勃將軍卡爾普欣為首的“阿爾法”行動小組，陣前拒絕執行克格勃總部下達的強攻白宮、抓捕葉利欽的命令；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氣不適宜飛行為由，延遲輸送空降兵的運輸機起飛，後又引導機群錯降機場，使空降兵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集結，同時直接向葉利欽表示空軍支持他。蘇共、蘇聯政府由此失去了對國家的掌控，“8.19”事件後不到一周，蘇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蘇聯大廈轟然倒下。
二、蘇共推行的“改革與新思維”，瓦解了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基礎，致使危急關頭軍隊無法統一決心、統一意志
在蘇共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依靠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列寧的戰爭觀、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傳統曾經是蘇軍建設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蘇共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衛國戰爭莫斯科會戰的緊要關頭，蘇軍316步兵師指導員克羅奇科夫衝向敵坦克的最後一句呐喊——“俄羅斯大地遼闊，但我們已經無路可退，我們的身後就是莫斯科”，迅即成為從司令員朱可夫到士兵的戰鬥口號，凝聚起所有會戰部隊的戰鬥意志，以至於希特勒專門下達了“把在戰場上抓到的蘇軍政治委員統統就地槍斃”的政治命令。面對1942年春夏兩季災難般的戰場形勢，斯大林及最高統帥部“不准後退一步”的第227號命令，立刻統一了各級指揮員的決心和意志，使蘇軍在經歷了斯摩棱斯克、基輔、明斯克、頓巴斯、維亞茲馬等一系列戰略性會戰慘敗後，終於頂住不倒、不散，並反敗為勝。二戰後，在維持雅爾塔國際格局中，蘇共關於戰爭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主張，更是蘇軍軍事學說、軍事戰略和在東歐保持龐大軍事力量的政治戰略依據。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與新思維”，使軍隊的政治思想基礎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維”，使蘇共失去了在軍隊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主導權，軍隊中“非政治化”、“國家化”思潮泛濫。蘇聯各種輿論媒體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攻擊和對歷史的自我否定、自我醜化，一方面從根本上動搖了廣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軍隊內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組織分裂，贊成改革與反對改革、積極參加與消極厭惡政治活動的將校級軍官之間形如冰火、嚴重對立。“外交和軍事新思維”，使駐東歐和蒙古的“數百萬軍人及其家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如同潰逃一樣拋家棄業，丟棄裝備、靶場、機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房屋和設施撤軍回國，駐扎在野外空地、帳篷或者借居在別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單方面裁軍與投降般地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瞬間產生了大量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預案的工作任務和海量般的問題”，“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複存在”。（［俄］根納季.亞納耶夫：《捍衛蘇聯的最後一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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