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並非新鮮事，婚宴不超30桌、婚車不超8輛在很多地方早已實施。雖然執行的效果不佳，規定未能得到嚴格的落實，但不能因此否定規定本身的合理性。如果不能達成廣泛的共識，釐清“公權與私權”之間的關係，就很難形成強有力的監督效用，不利於為規定施行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有網友說，做壽、生子是人生大事，這都不准辦酒，是利用公權干涉私權。對此，湖南省紀委調研法規室負責人的答覆是:“你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就應當遵守黨紀政紀國法，正如網友說的，你接受不了，可以退黨，可以辭去公職。如果因為這而要求退黨、辭職，我想不會有人挽留”。
有人認為紅白喜事乃人之常情，甚至連具有監督職能的人也難以幸免。前不久，河北省貧困縣沽源縣平定堡鎮黨委書記岳樹旺，被人舉報利用嫁女的機會，大操大辦斂財。對此，沽源縣紀委一白姓副書記稱，這種情況在沽源很常見，“女兒出嫁肯定要請上親朋好友”，這在當地是一個習俗。如此不難看出，“人情需要”具有很深厚的基礎，並因此左右了很多人的常識判斷，以至於忽視了不大操大辦屬於公職人員的一項職業要求和責任。
誠然，官員也是人，當然也要“食人間煙火”。但作為公職人員，其行為又不能與普通人等同起來，應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何以“將權力關進籠子”?處理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是習俗，勤儉節約也是習俗，對此，“請客是習俗”應當辯證地看，禁止公職人員大操大辦，既是廉潔自律本身的要求，也是用良好的示範作用帶動和引導全社會文明、節儉婚喪習俗形成的現實需要。
事實上，對於公職人員我們不是要求太嚴，而是太寬。以“人情需要”和“禮尚往來”作為擋箭牌，一些腐敗行為就此被輕易放過。比如逢年過節的收紅包現象，比如單位內部的迎來送往，這股風氣不僅破壞了政風，也影響了民風，使得人情需要這一社會陋習始終無以得到改變。由此可以說，官風應當為此承擔很重要的責任。
即便從國際政治倫理上看，公職人員的行為受到約束，其權利受到限制都是一種慣例。以財產公開為例，在很多國家，一個人若想做官就必須保持“透明”，從家庭背景到財產幾何，都得向公眾全部公開，其個人隱私也會被曝光於眾，因為這是其應承擔的基本義務。相反，對於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則是給予最大的保護，比如普通個人的財產和家庭背景，應當成隱私全面保護。
於此而言，與其說“受不了可辭職”是在表明一種態度，不如說是在強調一個常識，既可以將其看成是對公職人員所說，也可以看成是對其他社會成員所言。對於權力的監督，就是要避免官員的權利轉化為權力，並最終導致濫用。現實中，正是因為對公職人員要求過軟，尺度放得過寬，才給權力濫用和腐敗行為創造了條件。故而，無論從權力倫理的要求，還是社會風俗的需要，“受不了可辭職”都應成為認識基礎和行動原則。（時間：7月31日 來源：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