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定委員會的霸道行為
國教院的審定委員會在收到我們的回覆意見後，希望通過對話能讓我們有所讓步。四月底的溝通會，我方由出版社負責人鄭旗生代表出席，在這次溝通會中，我們看到了國教院的官員以及審定委員囂張的表現。在告知審定委員會並經同意後，我們對全程進行了錄音。
鄭旗生首先陳述我方依法有據的立場，表示“依據教育部民國100年5月27日台中（三）字第100008892B號函所公佈之高中歷史教科課綱第三頁所稱：「‘單元’、‘主題’及‘重點’之標題，編者可以參考或重新設計，不必完全援用”。依據課綱規定，編者可以不必援用現有課綱使用的詞彙。我們反覆提醒審定委員，委員會的要求已經公然濫權違反課綱的明文規定，但是相關人員均置之不理。簡單地說，課綱並沒有明文說要用與課綱一樣的詞彙，我方使用更正確的詞彙並提出說明，為何審定委員會仍然不同意？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楊國揚主任竟然在會議中公開大言不慚地宣稱：“因為舉個例子，日據，日據，從民國八十幾年吵到現在，都在吵。我們都知道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今天有個教科書寫日據的話，我保證明天可能有個報紙會把我罵得很慘，那這樣我們不能講說尊重編者，對學生來說，日治和日據所代表的意涵絕對不完全一樣的，你不能說這個是我編者的學術的專業或自主權。”楊國揚主任這段話，不僅反映出他充分了解“日治”與“日據”兩者不同的史觀意涵，也公開強調這件事不能尊重編者。楊國揚主任的發言，不僅不尊重專業知識，亦嚴重違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立場。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擔任審定委員會召集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在會議中公開宣稱：“如果說貴出版社堅持要用日據。這一點本委員會照我們的職責是沒有辦法同意的”……“我跟你說，我們委員會的職權是說，你要用日據，我們就不准！”這種囂張的口氣出自一位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完全不顧課綱可容許“編者可以參考或重新設計，不必完全援用”的明文規定，一方面對出版社進行警告，一方面又以行政獨斷權力對教科書做出“重編”的處分，可謂囂張之至，不僅已嚴重失去知識份子應有的學養，其行為更使其學術服務單位蒙羞。
審定委員會的昨是今非、標準不一及偏見
或許讀者會訝異於審查委員們的表現，如果了解他們的過去，更會感到瞠目結舌。以往都是由13個審查委員全體參與“台灣史”教科書的審定工作，但是在這次只安排了審定委員會中的五個人擔任審定工作。他們分別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黃秀政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台北市立中山女中教師李彥龍。
審定委員口口聲聲不准許使用“日據”，但是審定委員吳文星教授自己的碩博土論文使用的都是“日據”，在現有出版的文章中，亦有多篇標題使用“日據”（例如：〈日據時期台灣的高等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研究〉……）。為此鄭旗生曾在溝通會中當面質問吳教授，是吳教授今日錯還是昨日錯？吳教授當場不敢回應。詹素娟副研究員的博士論文題目《日據前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也是以“日據”為名。黃克武曾經在其文章中也使用過“日據”。這些人自己曾經使用“日據”，但卻公開要求他人不可使用“日據”，不知學術良心何在。
審定委員會的政治立場亦可以從其它地方看出。以通過審查並已經出版的龍騰版歷史教科書為對照來說，龍騰版在第147頁的標題中寫到“從爆擊、疏開到終戰”，該等語彙完全是用日本人的語彙，且“終戰”二字早為教育部依據我國的憲法與立國精神明令禁止使用的說法，這樣的標題居然通過了審查，卻要來要求我們不得使用“日據”的寫法。審定委員會同意《泰宇》、《南一》出版社的教科書可以使用“東寧王國”，卻不允許我們使用“明鄭”，是非價值豈非混亂！
還有些地方可以看出這群審查委員的政治偏見。我們在教科書中提到了馬政府上台後，馬總統提出的外交休兵獲得了對岸的善意回應，這是馬總統自己的講法，可是審查意見卻說這“不是事實”要我們“斟酌修正”。另外我們也提到了陳水扁家族的貪污，引發了紅衫軍運動，結果審查意見告訴我們這件事情“還未定案”，“恐引起爭議，請予以刪除”。我們認為陳水扁收押迄今，其家族貪污全台皆知，若干案件已判刑。紅衫軍、重創民進黨均為事實，審定委員連這點最基本的常識均無，竟還能堂而皇之地要求我們更改？還有更扯的事，我們提到有“許多”台灣婦女被逼迫從事慰安婦的工作，審查意見要我們把“許多”這兩個字刪掉。真不知這個審定委員會是哪個國家的審定委員會！
真理最終勝利
經過我們的據理力爭，國教院在“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一事上不敢再堅持，但是回覆我們，要求必更改其他四點。這是“重審”後國教院的第一次回覆。
事情總要有個理，更何況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上，我們怎麼會退讓。在收到國教院的意見後，經商議再回函表示，“不做任何更改”。同一時間，立刻由鄭旗生向監察院申訴，並委託律師向行政法院提出告訴。再由鄭旗生向教育部蔣部長表示，不會再退讓，並將據理力爭到底，不會為了出版而妥協。換言之，商業利益不可能撼動我們的決定。
這時有曾經擔任馬政府政務委員的學者從中協調，讓兩方各讓一步，即出版方不使用日據，審定委員接受其它三項堅持。國教院再次發文出版社，同意“日據”以外的其它堅持，但仍要求全文不可使用“日據”。此為國教院的第二次回覆。
我們再次回函表示，不會做任何更改，如果國教院仍然堅持己見，那麼只有法律上見。此時監察院已開始進行調查，輿論界已知道此事。《聯合報》率先報導此事，並發表“一言喪邦”社論痛斥使用“日治”之不當。《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亦有讀者大量投書，主持正義。
馬英九在了解此事後，亦做出決定，教科書可以併用“日治”或“日據”，但是爾後政府的文書必須使用“日據”。至此，“日治”與“日據”的爭議暫告結束，我們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
感想與未來的努力
此次教科書的通過在兩岸關係史上有其極為重大的意義。從1997年使用“日治”開始，16年後終於又可以使用“日據”。李、扁時期所建構的“分離史觀”、“去中國化教育”的大壩終於有了裂縫。只要繼續努力，這條裂縫就有可能成為潰堤的裂口。
這一場戰役的歷史意義是重大的，此次教科書事件，使得“分離史觀”遭到了極大的挫敗，從此不再專享政治上的“正確性”。經歷16年後，台灣的教科書史觀發生戰略性的逆轉，一場史觀的“撥亂反正”，重新站上了發起線並開始往前推進。經由這件事，我們也認為“分離史觀”一派為建立其論述基礎，不得不與“皇民化史觀”結合，以頌揚日本殖民來去中國化的作法，是悲哀的，也更顯示“分離史觀”是脆弱而不堪一擊的。
這次努力能夠有成果，歸功於幾個因素：第一、正確的知識。無論是“日據”、“明鄭”的使用，或其它重要的論述，我們能夠集結台灣重要歷史學者參與，並能提出依據，讓審查委員無法從知識層面上來否定我們。另外，第二、正確的立場。我們站在中華文化與憲法的立場上據理力爭，致使審查委員不得已放棄以“去中國化”為目的的“台灣是以多元文化為主體”的主張，也無法堅持會造成“一邊一國”的用語。第三、堅強的毅力。我們堅持不退讓的態度讓審查委員無法遂其刁難的目的。第四、有限的經費。我們勒緊褲帶，自籌財源，如果沒有經費，我們難以進行此場持久戰。第五、正義的奧援。多方輿論力量相助，充分顯示“德不孤必有鄰”、“有理走遍天下”的道理。總而言之，此次戰役以“知識、毅力、財力”為基礎，在面對挑戰時，結合“監察院申訴、行政法院訴訟、輿論媒體”多方力量，並讓政府高層充分了解此事之嚴重性，終於得以突破障礙，取得成果。
後續要將“分離史觀”大壩裂縫變成裂口的工作甚為重要，未來工作的挑戰仍然艱鉅。首先，我們要將教科書賣到各個學校，讓更多的高中同學能夠閱讀，以形塑他們正確的史觀。這一方面我們希望高中老師能夠採用我們的教科書，海外的華僑學校也能使用。第二、繼續籌措經費，往下紮根，出版國中社會學科教科書，讓年輕學生能儘早建立正確史觀。我們希望社會人土能夠多多支持我們的工作，當然，我們也希望馬政府儘快修正現有以“一邊一史”為內涵的歷史課綱，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一邊一史”的史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9月號，總第1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