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關係看，由於蘇聯政權具有經過周密安排的職務上的等級制度，加上有一個保證國家對經濟活動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行直接集中領導的系統，從而產生黨和國家的職能實際上的相互重叠，難以分開，所有大權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匯報的行政領導階層手中。從經濟關係看，稱之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國家所有制是蘇聯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但這種所有制只把勞動者看作是勞動的體現者，而未能成為它的主人。從社會關係看，由於整個政治經濟體制是以庸俗的社會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為依據的，因而對各個社會集團和階層的利益不相同的觀點持輕視和隱諱的態度。
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過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現形式也是各種各樣的。正如戈爾巴喬夫所指出的：“阻礙機制具體體現在反抗，而無所事事，漠不關心、懶惰散漫、不負責任和經營不善也是一種反抗。”（［蘇］米.謝.戈爾巴喬夫著，蘇群譯：《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
在蘇聯，從領導到學者，在公開場合一向否認蘇共中央領導層存在一個改革的反對派。但實際上，據各種材料來判斷，中央領導層在改革問題上的矛盾不僅存在，有時還表現得很尖銳。中央領導層中的保守勢力對當時蘇聯改革的認識是這樣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飾門面，是對現有機制的某種“小調整”，現有機制雖然運轉不靈，但總還是在運轉，而新機制會帶來什麼卻不清楚。對保守主義者來講，改革步子邁得大些，對舊體製作根本性的改革，對社會主義一些原則性問題進行反思，就意味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放棄社會主義。
在改革的一開始，矛盾是非本質的，只是表現為對改革的速度、範圍等看法不一。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質也逐步發生了變化，這突出表現在改革指導思想上的差別。戈爾巴喬夫等認為，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須對社會主義一些重要原則進行再認識，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問題。另外，為了解決人的問題，發揮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又必須實行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而另一些人則採取各種形式反對這樣做，認為這會引起思想混亂，否定社會主義。他們還認為會從公開性的瓶子裡放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妖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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