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的情況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種妥協策略，利用一個極端來削弱另一個極端。在蘇共二十八大，無論蘇共綱領，還是他的政治報告，一方面盡量吸取激進派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吸收傳統派的觀點，從而保證以他為代表的主流派的綱領和主張得以通過。
他在政治領域中採用的妥協策略，在蘇聯存在各種政治勢力、各種思想和流派的情況下，在社會嚴重動蕩的情況下，對穩住他的領導地位，無疑是有用的。但是，這種妥協策略，運用到經濟體制改革中來，就會帶來十分有害的作用。因為這樣做的結果是使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變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積極支持者和擁護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這樣，改革的擁護者日益減少，對改革領導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連一些有名的為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也感到摸不清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底牌是什麼，朝什麼方向發展。
蘇東劇變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更應看到，蘇聯的劇變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層次歷史原因。如僅僅停留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錯誤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蘇聯劇變，只能是一種淺層次的認識。不要因為蘇聯劇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而忽略了蘇聯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忽略引起質變的誘因，忽略量變背後更為重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
有人把東歐劇變的原因歸結為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這些結論是站不住的。回顧改革歷史可以看到，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但這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並未採用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黨接受。1990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中，才作為黨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這個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內容：人道主義與自由，強調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經濟；社會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權；高度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主張和平與合作。“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蘇聯也僅在付諸實踐之中，而1989年下半年波蘭第一個發生劇變，接著東歐各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垮台。當時人們並不十分清楚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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