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也必然涉及權利再分配，因此，往往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和抵制。很多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權利。在蘇聯，經過幾十年發展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已是根深蒂固，縱橫交錯，本身就是進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礙之一。另外，行政管理機關臃腫，人浮於事。當時蘇聯平均每6—7個工人中就有一個管理人員。在過去的舊體制條件下，逐步形成了龐雜的管理機制，習慣於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泛濫，往往不能切實有效地進行工作和解決問題。而這次根本性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大大精簡行政管理機構和裁減行政人員。
另外，人民一方面贊成改革，另一方面不少人在等待著看看改革能取得什麼結果。在當時蘇聯產生這種情況，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人們一開始沒有很好地弄清楚已開始的改革的實質和意義，特別不清楚改革後自己在利益、社會地位方面將會發生什麼變化，所以很多人持觀望態度；長期以來，蘇聯有相當一部分勞動者已習慣於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分配，習慣於在勞動中懶懶散散，不願受勞動紀律的約束。改革必然要求改變上述情況，而這些人並不想很快改變原來的習慣，人們還沒有從頭幾年的改革中獲得明顯的實惠。
在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一直在大力宣傳新政治思維，要求人們改變舊觀念、舊意識、舊習慣，並一再強調要拋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唯意志論的遺產。應該說，改革的頭幾年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進展。阿甘別基揚認為，目前“精神領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發展著”。但這遠不能說，經過頭幾年的鬥爭，已經克服了“左的”教條主義理論。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改革已經兩年多了，希望對社會上正在進行的過程和新觀點的性質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理解。然而，處在進步最前哨的社會科學有時卻是保守主義的前哨和教條主義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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