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還把東歐發生劇變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對東歐的政策。他們把1987年4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捷克斯洛伐克的講話視為對東歐政策轉折的標誌。在這次講話中，戈爾巴喬夫談了蘇聯對東歐國家政策的以下一些最主要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誰也無權追求特殊地位”，“各國經濟上應互助互利”，“政治上應以平等和相互負責為基礎”，“各國黨對本國人民負責，有權自主解決本國發生的各種問題”。戈爾巴喬夫明確宣布，東歐各國在國內建設上不必像過去那樣把蘇聯的經驗當作樣板，可以從本國特點出發，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蘇聯制定的共同規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強調一致行動。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的報告中，他還首次把“和平共處原則”列為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必須遵守的原則”。
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對東歐政策的調整內容無可指責。1968年勃列日涅夫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我們給蘇聯帶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1989年，波蘭首先發生劇變，共產黨失去領導權，瓦文薩上台，那麼是不是戈爾巴喬夫派兵鎮壓才是正確的呢？不鎮壓，就成了對東歐的出賣了呢？
2002年1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召開了《冷戰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學術討論會。正值我主持會議，在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教授發言後，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當東歐各國先後發生劇變時，當時的蘇聯、戈爾巴喬夫能做些什麼？他回答：可考慮的只能做兩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二是軍事鎮壓。而從客觀情況來看，提供經濟援助對當時的蘇聯來說是不可能的，因蘇聯本身經濟處於極其困難狀況。至於軍事鎮壓，那是不可想象的事。這些都說明，當東歐各國廣大民眾起來鬥爭，要求拋棄強加在他們國家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尋覓新的社會發展道路時，不論是提供經濟援助還是軍事鎮壓都無濟於事。
戈爾巴喬夫在以後的著作《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中也寫道：“還有人說，我們失去了東歐的盟友，在沒有得到補償的情況下把這些國家‘交出去了’。但是，我們把他們‘交’給誰了呢？交給了他們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達意願的過程中選擇了符合他們民族要求發展道路的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