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文學家都想追究和說明洪秀全、楊秀清或韋昌輝中哪一個是發難者。若是按唯物主義的原理解釋，這並非某一個人的責任，而是體制性的腐敗所造成的必然惡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享樂首先要謀錢；在封建體制下，贏得威福關鍵在爭權。專制王朝主要實行的是超經濟強制，有了權就有了一切享受，常常勿需花錢。在這種社會環境中，面對普天之下只允許有一個“萬歲”寶座，“九千歲”楊秀清、“六千歲”韋昌輝都會眼紅（當時“八千歲”西王和“七千歲”南王已死），當時又沒有民主競選，只能看誰的力量和權勢硬。追逐特權自相殘殺的內訌，也是歷代農民戰爭掌權後的規律，古代以農民起義得天下的劉邦、朱元璋都是屠戮功臣的能手，太平天國只是將此舉提前到未坐穩江山之時。
腐敗及由此而來的內訌，給一個新興政權帶來的最明顯的外在惡果，便是對廣大群眾失去吸引力。太平軍初起時所到之處，都搭台“講道理”，聽者雲集，歡聲雷動。後來軍民們看到貧富懸殊及內部相殘的事實，卻與“均平”和“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宣傳完全相反，太平天國領導者對此又無法解釋。楊、韋內訌後，一時盛傳“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統，依舊讓鹹豐”的歌謠，很快出現了“人心冷淡，士氣減半”的局面。表現在軍事上，太平軍初期能以少勝多，後期雖擴兵至百萬眾卻敵不過總數不足20萬的湘淮軍，又屢屢有數以萬計的官兵集體投降之事發生。
相比之下，清廷雖然腐朽，地主階級中卻新興起一批改革力量，“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便是代表。由於身處封建末世，他們刺激下屬打仗的主要辦法也是靠封官加品及獲勝領賞。結果交戰雙方出現了戰史罕見的競相封官的怪現象。洪秀全在後期封了數以千計的列王高官，清朝則封了九千多個一品官（其中湘軍就有三千多）。兩方面官爵之濫，都如過江之鯽。畢竟清王朝方面財力強，並能得到外國幫助。朝廷發不出錢，湘軍等靠賣文憑（主要是監生資格）和攔路亂收費（設厘金）還能解決軍費。太平天國方面卻是地蹙財乏，在靠名利刺激的拼比中必然輸給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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