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靠官爵和金銀兩方面激勵而最為凶悍的湘軍包圍了天京，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這惟一的救生之策。此時的洪秀全卻過慣了宮廷錦衣玉食生活，不願再到野外風餐露營，拒絕突圍而一味調外面的兵將救援。此時在各地封王據地的諸將卻大都忙於建府享樂，多挾兵自重而不肯來救，最後只有坐以待斃。繼1864年夏天京陷落，湘淮軍又將江南的太平軍據點各個擊破。正如唐杜牧於《阿房宮賦》中的名句所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亡太平天國者，主要原因也正是其自身的腐敗。
太平天國領導者在部分地區一旦掌權便迅速腐敗，從社會根源上講，是由於他們都屬於舊式農民，不代表先進生產力，也不代表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嚴格而論，即使在那個時候，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也算不上先進，所依靠的首義者大都出自偏僻落後地區，日後又居功不肯學習進取。
看太平天國史的人往往很少注意這一現象，洪秀全雖是個連秀才都沒考上的一介農村寒苦書生，畢竟出生於文化和交通都比較發達的廣州北郊外的花縣。正是靠這個便利他接觸了傳教士，得到基督教的傳教讀本並隨之將其改造。然而他在家鄉開始傳布自己建立的拜上帝教時，在儒學思想影響較大的本土卻幾乎沒有相信者，鄉人還將其驅逐。他輾轉流落傳教至封閉落後的廣西紫荊山區，與當地帶有巫術性質的“降僮”（後來的“天父下凡”即由此而來）相結合，才得到先搞長途販運後又燒炭的楊秀清等人擁戴，並吸收了一批沒有文化的蒙昧山民為會眾。後來的起義雖然帶有反對清朝統治的積極意義，卻不可否認其指導思想和參加者的落後性。
太平天國鼓動農民起義時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古代既有的平均主義即“均貧富”。然而這一理想雖被許多渴望脫困者向往，卻永遠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軍需品的平均分配也只能短暫地實行於生死搏殺而無暇他顧的戰鬥隊伍中。一旦環境穩定需要建立政權和組織生產，面對有限的財富和人們無限的占有私欲，事實上就只能均貧而不可能均富。硬性平均便會出現少數領導按等級享受，而下層共同受窮。看看歷代農民起義結果，平均主義引來的後果仍然是濫用權力的腐敗，而且後者的滋長必然又要從根本上否定前者。翻一下太平天國後期的文獻，早期的那種人人“均勻”之類口號便都不見蹤影，有的只是嚴格的封建等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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