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說周恩來是不是軟骨頭的問題，有一次我到某大學給研究生講課就遇到過，是一個研究生遞條子向我提問。講了這麼一段話。我說，現在有些年輕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個對國家、民族負有那麼大責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對異常複雜的環境時，是怎樣權衡利弊，考慮和處理問題的。當時的環境多麼複雜，存在著許許多多制約因素，對負有這樣大責任的周恩來來說，並不是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來選擇的餘地其實很小。某種程度上說，只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贊成那樣做，結果是什麼呢？那只能是同毛澤東決裂，然後被打倒。另一種就是周恩來在“文革”中實際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時得違心地說一些話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盡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並為以後糾正錯誤準備種種條件。如果採取第一種選擇，決裂和被打倒，在當時於事無補。而且我們國家當時處在那樣困難和混亂的情況中。林彪也好，“四人幫”也好，只是到處鼓動衝殺破壞。
國家經濟生活的維持、外交的聯繫、一些極端混亂狀況的排除，甚至哪裡沒有煤了要用煤、哪裡交通斷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裡硬頂著。他身邊的得力助手幾乎都被打倒或靠邊了。如果他下來，國家這些事怎麼辦？
對“文革”中許多事（包括保護老幹部和民主人士、制止過分的混亂狀態等），當時也只有他說話多少還能起點作用。對黨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懷有那樣強烈責任感的周恩來，怎麼可能不顧一切地任意採取行動？如果從個人來講，他這樣堅持圖的是什麼？他沒有野心當主席吧，這誰都承認。他沒有什麼財產，也沒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處境並不是那麼好過。1972年以後又病得那麼嚴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堅持十幾小時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化大革命’裡，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在前面兩種選擇中作出後一種選擇，對他自己也許是一種最苦的選擇，但只能選擇這條路，忍辱負重，力挽狂瀾，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中，盡可能減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另外在可能的情況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邊的老同志扶起來，把五年計劃重新制訂起來，規章制度恢復起來，到最後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他的逝世，在全國人民中間產生那麼大的反響，包括4月5日那樣的事。所有這些，某種程度上講是高度韌性的意志的表現。
現在看，主席去世以後，我們黨所以能夠那麼快地扭轉局面，這裡包括著總理在不為人諒解的情況下默默地準備那麼多條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這個選擇之外，找任何一個選擇，都不會比這個好。既要明確地表示不贊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維持團結，這說起來固然痛快，事實上卻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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