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一邊當村幹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還是想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
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全分給了延川縣。
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
縣里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學校。這又是一個機遇。l975年7、8、9三個月，正是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
當時，我父親下放的洛陽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
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羨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學，還都是前幾名。
在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應邀回去了一次，當時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2萬6，號稱3萬。現在出了省部級幹部八個，廳局級幹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幹部有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在八個省部級幹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還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寫《魂兮歸來》、《逍遙之樂》，他是去延川的知青。
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
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這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莊。
另外出了一批企業家。前幾年，延安搞了一次聚會，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兒帶女的讓下一代去體會一下，還拍了個片子，他們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鄉的經曆對我們影晌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來選擇，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關鍵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否則，環境再好照樣會走錯路。
我插隊的那個村不通電，我走了以後幫他們搞了個變壓器，通了電。前幾年，又幫他們修了小學，後來又修了橋。這些都不是我出的錢。有的是我介紹去的幫扶項目，有的是我請求當地領導給予幫助，引起重視後解決的。我在的那個村絕對是個貧困村。延安養育了我好幾年，為延安老區農民做點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
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
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說得過去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