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筆者給《宣言》和《公告》下的定義是：一個具有“造法”（Law－making）性質的國際協議。所以《宣言》與《公告》的法律效力是不容置疑的，否則它便不會為戰後各類對日和約所遵循。
此外，國際法中的條約就其種類還有“契約條約”（Treaties of Contract）和“造法條約”（Law－Making Treaties）之分。造法條約通常是許多國家所締結的“多邊條約”（Multilateral Treaties），規定若干共同遵守的規則，所以有國際法的造法作用。至於契約條約通常是“雙邊條約”（Bilateral Treaties），約定與兩締約國自身有關的特殊事項。《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類如“造法條約”，其中所規定日本必須遵守的規則，在當時具有國際法的造法作用（關於“造法條約”）的解釋，參看L.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1. I， P.879. Eighth Edition，1955.或見第九版《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二節第11目《條約》）
事實上，《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對日本所產生的法律效力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簽字的《日本投降書》中即獲得落實，該《降書》第六條寫道：“餘等為天皇、日本國政府及其後繼者承允忠實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條款”。同年十月廿五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正式收復台灣，對台灣、澎湖列島行使主權。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國政府投降的陳誠將軍當即宣布：“從今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恢復對台灣、澎湖列島行使主權，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國際法上產生法律效力的結果，並且通過《日本投降書》作出的承諾獲得落實而產生對日本的拘束力，從此，日本再也不能在台灣、澎湖列島行使主權。
台、彭的主權事實上已回歸中國，至於日本向中國交割主權的法律手續，當然必須通過雙方簽訂一項處分條約來完成。這項處分條約即是一九五二年的《中日雙邊和約》，以及一九七二年中日雙方在北京發表的《聯合聲明》。
（本文作者鄭海麟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