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合理合理安排，兩岸才能共同喝彩。 |
中評社╱題：關於“合情合理的安排”評議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合情合理安排轉到兩岸政治關係
在兩岸關係的討論中，兩岸政治關係的安排，一直是以“國家”為典範的政治學中，最為棘手的難題，也是討論兩岸關係中最為根本的問題，甚至可以說，一旦兩岸政治關係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兩岸之間也就沒有“深水區”。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
“十八大”的政治報告是中共首次明確地將“合情合理安排”一詞，從安排“台灣的國際空間”，轉到“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所以，中共所提出的“合情合理安排”從發展的過程來看，先是針對“台灣的國際空間”，之後也運用到“兩岸政治關係”。2012年11月底，中共在北京召開“九二共識20週年研討會”，王毅在研討會最後發言時，針對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及的“合情合理安排”的內容，首度公開說明，王毅指出，“大陸期待為解決兩岸癥結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不斷拓寬兩岸關係的前進道路。「合情”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礎，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這體現大陸願意正視分歧，逐步破解難題的決心和誠意。」（十八大對台四大論述 王毅：對兩岸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說明“合理”就是合“各自現行規定”之“理”，“合情”就是以正視分歧、決心和誠意、平等協商，尋找逐步破解難題的辦法。
2013年2月俞正聲在年度對台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的建議，（俞正聲出席2013年對台工作會議並作重要講話，2013年2月19日）以及習近平在會見蕭萬長時提及“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已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習近平總書記會見蕭萬長一行，新華網，2013年10月6日）基本上都是在繼承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過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在對台工作上也提出了二個十分具體可行的推行之策，一是“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及“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其實這就是合情合理的作法，“民間先行”就是“合情”。因為行政院陸委會主任秘書兼發言人吳美紅回應大陸俞正聲“政治性議題目前在兩岸有分歧，雙方還要再審慎思考，目前條件並不成熟。”（俞正聲提兩岸政治進行式台回應條件不成熟，2013-05-23）所以學術先行，民間先行；“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見面交換意見”就是“合理”，因為雙方主管部門從原先的構想到名稱，都是從“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去思考和設立的機構。所以兩岸“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見面”就是“恪守法理基礎”的表現。
有關“合情合理”之研究
自從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在2008年提出“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又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之後，坊間對“台灣的國際空間”及“兩岸政治關係”議題，如何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相關論述與研究，也開始增加，這些討論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大類：一是希望提出“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二是提出判斷“合情合理”的標準；三是提出“合情合理”的過程。
從“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類來看，在“兩岸政治關係”議題上，例如黃年的“大屋頂下中國解決兩岸困局”，他建議兩岸都在在大屋頂中國下，“屋頂理論”源自分裂的德國，指東德與西德互視為“不是外國的國家”，……如同在兩間對等並立的房間上面，有一共同的屋頂。（黃年，大屋頂下中國解決兩岸困局，2013/3/23，聯合晚報）其實張亞中早就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一中三憲”的設計，應該說在邏輯上、創意上都勝於“大屋頂理論”，然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早於北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安排”，足見迄今北京並未認為“一中三憲”的設計是“合情合理”。
廈門大學的劉國深也提出：兩岸之間的“合情合理安排”是站在兩岸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需求基礎上，目標是創造基礎性條件，為兩岸政治問題的終極解決奠定經濟、社會、文化等基礎。（劉國深，兩岸和平發展合情合理安排幾點建議，2013-10-18，）但縱觀其建議，都是“在結束敵對狀態後”，而對目前的狀態對北京兩言，當然是尚未結束“敵對狀態”；從台北來看，法理上不敵對，但政策上、心態上充滿敵意，因此，劉的建議在現實上是行不通的。
在“台灣的國際空間”上，例如郭震遠曾指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由於直接關係中國的主權完整問題，不可能實現一般意義的‘雙贏’，即不可能以台灣方面獲取一部分主權的方式處理，而只能在確保中國主權完整的前提下予以解決。”（郭震遠，關於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歷史經驗與探討，《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5月號，總第185期，2013-06-21）
北京大學的李義虎建議，兩岸在“邦交”的增減變動既需要雙方有約在先，納入雙方協商的範疇，也需要大陸“窮寇勿追”。……在“國際空間”問題應納入兩會下一階段協商的議程，大陸方面事前準備好商談的預案。從現在起，也要給台灣方面感覺到該問題會進入解決過程的觀感，而不要給他們總是解決不了的感覺。他認為大陸方面可以從“奧運模式”與“亞銀模式”思考出通例，“並據此做出新的可為雙方接受的方案。”（李義虎，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兩岸關係現狀及未來發展前景，《國際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2012-11-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