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雜誌：除了李律師和你，還有助手嗎？
王兆峰：我們通過和辦案單位溝通，最後找了個助手，幫我們打打字、整理整理卷宗資料。除了我們3個人，就再沒有其他人參與了。為了保密，我們還專門弄了個保險櫃，有5開門書櫃那麼大，把所有的卷宗、材料都放在保險櫃裡。保險櫃的密碼只有李律師和我兩個人知道，我們要是不在場，誰也動不了這些東西。
環球人物雜誌：有些給犯罪高官做過辯護的律師曾對媒體表示，第一步的難點在於取證。這次的案子，你覺得取證難嗎？
王兆峰：取證難其實是個共性問題，高官犯罪案件的取證是難上加難。這類案件所涉及的證據往往牽涉國家或某地的一些機密，這些證據的保存規格較高——要麼是保管這些證據的部門規格較高，要麼是掌握、了解這些信息的人的級別較高，所以相對應的程序會更複雜。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合理的方式是讓法院去調取證據。這次案件，前半程主要是偵查機關取證，後半程主要是法院取證。
環球人物雜誌：你們跟檢方和法院溝通起來是否順暢？
王兆峰：不管哪一方，大家都是很謹慎的，誰也不願意在程序上出現錯誤，溝通起來基本順暢。
環球人物雜誌：代理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案子，你是不是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王兆峰：這是肯定的。薄熙來在案發前本身就是個知名度比較高的政治人物，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跌宕起伏，宛如一場引人入勝的大戲。在這個過程中，我作為被告方的律師，你可以想象壓力有多大。
另一種壓力來自薄熙來本人的疑慮。比如，擔心我們會不會前半截好好辯護，後半截糊弄事兒；或者庭前和他說得好好的，到了庭上就消極辯護，等等。但正如我們在庭審最後階段發表辯護意見時提到的：也許在法槌最後落下的那一刻，他才終於明白，我們律師還是忠於職守，對當事人負責的。
環球人物雜誌：既然薄熙來最初和你們接觸時，對你們心存疑慮，那麼雙方怎樣正常、有效地溝通？
王兆峰：在整個案子的訴訟過程中，我們任何內心變化都很容易被他捕捉到。比如，在談到某個問題時，我們稍微皺下眉頭，或者沉思一下，他馬上就會想：是不是因為你們看到了某份證據？對某個問題產生了疑問？面對這樣的當事人，要贏得他的信任很難，用如履薄冰來形容毫不為過。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當一個傾聽者，既要傾聽他的說法，有時還要琢磨他的弦外之音。只有真正聽懂了，才能發表自己的看法。和他講些什麼？講政治，講人際，我的閱歷都沒有他豐富。所以，我跟他講法律。比如，和本案相關的法律規定是什麼，背後的涵義該作何解釋，我們掌握了哪些證據，這份證據在法律框架內該如何評價，等等。你得靠自己的專業知識讓他認識到“術業有專攻”，讓他真正信任你。他曾經這樣說：“有些問題我的確沒有想到，而且你們看問題、梳理證據、運用證據以及把證據和法律結合起來的這一套職業本領我的確沒有，我只能依賴律師來幫我。”
在和他接觸的過程中，有些分寸的把握還是很微妙的。比如，有的證據對整個案件的發展可能意味著機遇，但這個機遇剛剛露出端倪，我們無法對其最終可能產生的效應做出精確評估。所以，有時候發現一個有價值的證據，我們可能會簡單提示一下，但在距離開庭時間較遠時不能和盤托出。只有在通過與其他證據進行比對，對該證據的指向性比較肯定時，我們才會跟他交流得更深一些。
環球人物雜誌：每天庭審結束後，你們會和當事人就當天開庭的情況進行溝通嗎？
王兆峰：當然，得總結一下當天開庭時把哪些問題說透了、說到了，第二天要討論什麼罪名，針對這個罪名，應該做哪些準備，等等。我原以為，薄熙來是一個粗線條的男人，可能對細枝末節的事情沒那麼在意。但近距離接觸後發現，他還是比較細的。比如庭審時，哪個袋子裝什麼資料，哪天開庭時用哪一份，他都裝得整整齊齊，理得清清楚楚。庭上說到哪個資料，他“啪”地就能拿出來。這其實也變相對律師提出了要求——你必須一絲不苟，必須對案件的細枝末節都要注意到、考慮到。
環球人物雜誌：媒體一直追蹤這個案子，你有沒有感到被輿論干擾？
王兆峰：多少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法律的嚴肅性有些被破壞了。在我看來，一些媒體這樣做的效果不是很好，法官不是在一個平靜的氛圍中作出判斷，有些人把一個刑事案件多多少少當熱鬧看了。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一直特別警惕跟媒體接觸。律師所調動的一切社會資源，必須有利於案件的處理；如果一個因素引入後會讓案件更渾濁，或者偏離它應該走的法律軌道，這種破壞性因素就應該特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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