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律師“取證難”仍然制約著他們為高官辯護。王耀庭曾說過，上世紀80年代，律師制度剛剛恢復，律師歸法院領導，享有幹部身份，是占編制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在辦案過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證權和會見被告人的權利，那一時期堪稱律師職業地位的“黃金制高點”。但在1997年，律師法將律師由“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變為“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同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律師等“社會中介機構”要與政府部門徹底脫鈎。律師與法院取消“身份綁定”後，律師界通稱的“三難”問題開始暴露——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
造成“三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職能部門和民眾以“無配合義務”等為由阻礙、拒絕甚至故意刁難律師調查等等。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針對這“三難”做了細化規定，明確了相關責任人的義務，辯護律師的“三難”困境開始有所改變。律師與薄熙來會見了幾十次就是一個例證。
在錢列陽看來，辯護律師就像天平一頭的砝碼，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制約公權力；而公訴人打擊犯罪，好比天平另一頭的砝碼；中間那根軸是法院，兩頭的砝碼互相制衡，才能達到司法公正。“2014年是我執業的第二十個年頭，這20年來，讓我感到特別欣喜的是，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的專業素養都在提高。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的法庭辯論，有時就像是在開批鬥會，法官、檢察官集正義與力量於一身，非常亢奮。現在，我們越來越習慣就案論案，就法論法。無論高官還是平民，無論辦案人員還是辯護人員，如果每個人都相信法律，有很強的法律意識，讓法律事實更接近客觀事實，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就更完善。”
（來源：環球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