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必須要記得，我們內地同胞到香港來，他是喜歡什麼呢？他是喜歡香港品牌，到商店去買東西假貨很少，另外他也喜歡香港的一種自由開放的氛圍，所以這種自由開放的氛圍能夠令他們覺得很自由地到處走走、吃吃、買一點東西，有一些看電影，喝杯咖啡，有很多方式來香港旅遊的。所以我們香港人應該是能夠有提供這樣一個城市，讓人家無論在內地的朋友、外國的朋友，到香港來旅遊、探親、經商的，應該是非常滿意，有這樣的成果的。
上海自貿區對於香港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香港的自由、開放，它的包容和多元，這些詞彙能不能代表您心中對香港這種核心價值的這樣一個表述，或者說您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內地和香港，包括國外和香港之間的這種交融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核心價值，或者說香港核心價值的這個概念、這個定義會不會擴大？
唐英年：我自己認為，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1100平方公里，隻有700萬的市民，能夠有今天的成就，一方面當然是有祖國做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是靠香港人的一種奮鬥的精神，同時我們也有比較完善的制度，這個制度包括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一個多元的人才彙聚的地方，同時大家非常尊重法治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系統下，香港能夠發揮香港自身的優勢。所以我自己很相信，這一些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法治，這些都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隻要保存這個核心價值，我們就能夠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
同時，我也相信有很多內地人到香港來的時候，他也同樣能夠感受到香港人的一種社會價值觀，我不是說這樣回到內地會有什麼改變，但是，這樣令香港成為一個很好的先行先試的試驗場，所以在我們跟內地簽CEPA的時候，我總是用一個原則，有一句話，就是說，我們提的任何對香港開放的政策，都是以先行先試的形式，當然香港是會得益，但是這個得益也是國家的得益，我們一定會跟國家分享我們的經驗，我不會提任何會損害國家長遠利益的政策、建議，每一個建議我提出來，都是對國家長遠利益互相配合的。
記者：您提到了CEPA，我就想到了關於珠港澳這三地的合作，以及內地和香港之間它的一個經貿的合作。另外您也知道，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大家都有一份猜測，就是上海和香港之間，這個自貿區的設立，會不會影響香港的金融業或者商貿業？還有在這個問題上，您認為它們之間是一種競爭關係嗎？還是上海和香港應該是有一定的分工合作？
唐英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精神，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這個也是香港過去的成功，就是以市場作為基礎，讓企業在市場運作上面能夠有一個汰弱留強的一種競爭，在這個競爭當中，我相信上海的自貿區對香港來講，有機遇也有挑戰。這個機遇當然就是國家發展的那麼快，現在服務業占國家的GDP的百分之四十幾，但是在一些發達經濟體系上面，服務業、第三產業一般都占他們GDP的70%以上，所以在內地發展的機會、空間非常非常大。香港在服務業方面是我們的專長，所以國家發展服務業對香港來講是一種機遇。
但是同時，上海的自貿區也是一種挑戰，對香港來講，我們必須要知道，看得見上海的自貿區對香港，無論在人民幣、在高端服務業、在專業服務方面，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但是有競爭是好事，因為良性的競爭能夠催穀各方面，能夠更加有競爭力。所以我自己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對香港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遇，這個機遇能夠更加發揮市場的力量，在資源配置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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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對，您剛才講到這個競爭就是說一方贏了，並不意味著另一方就要輸，我不知道我這麼理解對不對？
唐英年：對，這個非常對。因為一個國家的發展那麼快，就是一個餅，增長得很快的時候，就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一種競爭，而是一種互動良性的競爭，這種競爭就能夠令雙方不斷地精益求精，不斷地優化，不斷地提升台階。
記者：對，就是把這個蛋糕首先是做大了，是吧？
唐英年：是。
有能力凝聚社會共識，有團隊執行，有朋友支持
記者：剛才聊這個，關於經濟方面的發展，包括金融、經貿，因為您是專家，又從工商科技局長，到財政司司長，又到政務司司長，我在您面前不敢說太專業的事。但是我想到一個，您當財政司司長，還是政務司司長也好，感覺就是您在香港就像一個當家的一樣，就掌家，話說回來了，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我們沒有在您的位置上，我們也體會不到您當時所面臨的一些壓力，但是在您過去的那些年當中，的確我們感覺到形勢的嚴峻，但是我覺得很好奇的一點就是，好像每一次您都能化險為夷，就是面對一些挑戰，那些嚴峻的挑戰的時候。今天我在想，您當時如何面對這些壓力，如何化解這些壓力？是不是跟您當時本科碩士主修心理學有關係？
唐英年：我在政府的那十年里，當過工商科技局局長，那個時候我引進世貿部長級會議和另外一個國際電信聯盟的世界電信展。國際電信聯盟這個會議就是吳邦國委員長他來香港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這個就是電訊界的奧林匹克”，這個我引進，令我感到很鼓舞，我有信心香港能夠辦得到，也有信心能夠利用香港做一個窗口，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對國家的發展，讓人家外地的人來看我們國家的發展多好。
記者：是的。
唐英年：這個是我很高興能夠做到。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可以說情況非常嚴峻。
記者：是。
唐英年：因為那個時候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後期，我們失業率也很高，政府赤字也很大，但是能夠在四年里化虧為盈，由400多億的赤字到500多億的盈餘，這個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逆轉。
記者：人家都稱你叫“財神爺”。
唐英年：我認為這個成功不是我的成功，是我們香港的成功，因為作為一個地區的領導，必須要有一個凝聚社會力量的一種能力，因為一個人無論你多能幹都是一個人的能力，都是隻有一個人，但是能夠凝聚社會上下一心，去朝一個共同目標去發展的，這個是作為一個地區領導最重要的一種力量。我是能夠做到，就是因為我在香港，我在跟大家，等於跟市民有一個約章，就是說我們現在情況很嚴峻，光靠我一個人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基本法107條的要求，就是“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這個目標我有簽字上的責任，我必須要履行的，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結果大家的確是共同努力，他們對我的要求就是我做好這個財政預算。結果能夠做到，我也拿了兩百個億出來，分給社會各界有需要的人士，無論是中產、基層、商界都得到一部分的，得益的，所以這個是大家同舟共濟，上下一心，朝一個共同目標，達到了目標，就需要大家可以分享目標所帶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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