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批准哪一個作為試點，主要從戰略格局、佈局來考慮，需綜合平衡地方發展。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郭萬達曾稱，廣東、天津都是沿海城市，均面臨著轉型升級，需要新一輪改革開放，相對而言，人才、地緣優勢也更明顯。
“我們希望最早獲批。”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說。3月10日，粵港合作第十九次工作會議在香港舉行，雙方簽署協議表示2014年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共同研究爭取擴大新的開放領域，擴展開放深度，共推廣東申報自由貿易園區，探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天津省委書記孫春蘭3月9日更是明確指出天津“排隊在前”。她透露，天津已經減少了近60%的審批，未來還要再減少10%;中央編辦也很贊成其改革方案。天津市長黃興國強調，和上海相比，天津自貿區將在管理體制上有兩點創新：設立特殊監管區和非監管區;設立貿易物流、金融服務和研發製造的三區聯動機制。
自貿區不應走老路
針對各地紛紛亮出自貿區戰略，高調為獲批造勢的熱情，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隱約感覺有些不太對，“覺得他們還是把自貿區當做過去跑馬圈地、搞基礎設施建設、以招商引資為目的的工業園區的居多”。
王新奎曾參與設計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多次接待過到上海自貿區考察的各地官員。在他看來，眾多省市申立自貿區，本身是好現象，但其中許多對自貿區的目標定位有“路徑依賴”，不知不覺中重蹈了“要優惠政策招商引資”老路，極易形成一個一個的改革“孤島”，難獲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紅利溢出效應。
在梅新育看來，各地競逐自貿區是有歷史原因的，“以前探索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到保稅區、出口加工區，這些特殊功能區曾為獲批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間太多地使用了特殊的財稅、土地優惠措施，許多地方習慣了這種特殊政策，現在仍想搶佔先機，圖謀‘制度套利’。”
“中央要求上海在沒有特殊政策和優惠政策的情況下，能夠試驗出一套經驗，而且這個經驗是可複製可推廣的。”王新奎表示，新一屆中央政府力推自貿區，對外著眼於探索開放新路徑、對內推動政府體制機制改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而不是經濟增長。
為此，王新奎撰文提醒，必須避免對自貿試驗區預期上的“急功近利”。凡涉及改革，或在原有的體制機制框架內政策的增減，或體制機制本身的創新。政策的增減能立竿見影，但大多僅涉及局部短期利益的再分配;體制機制的創新，則關係到長期整體營商環境的改善。在自貿區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重政策增減，輕體制機制創新，偏離了設立自貿區的根本目標。
此外，還須力戒自貿區體制創新上的“急於求成”。他說，體制機制創新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協調;特別是中央要求自貿區的各項改革必須按法治化的要求推進，做到風險可控。若急於求成，很可能欲速則不達。
上海自貿區建立5個多月以來，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總結了許多經驗，其中一條，就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人特我走”。
周漢民強調說，搞自貿區要因地制宜，不是政策攀比，更不是國家給的保險箱，擔的是責任，負的是使命，其中有相當的風險，“不能一哄而上，應科學規劃，謹慎佈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