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用需求管理可以迅速重振市場信心，對於總量失衡的調控快而且較為有效，但對於長期性效應的結構失衡的調控，則難以見效。”周天勇分析，針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征，單純地或者是過多地採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更加注重供給管理政策，並且通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從而促進結構轉型升級，不斷提升整個經濟運行水平和潛能。
注重推進結構調整
經濟增長7.5%左右、通貨膨脹3.5%左右，M2增速目標仍為13%左右——採訪中，提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確立的發展目標，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依然感到很興奮。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這樣的目標能夠更好地保證結構調整與宏觀經濟運行在黃金平衡點上實現協同。”他談到，中國已經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但調結構、轉方式不是“空中樓閣”，需要相應的經濟環境，從實際情況看，速度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結構調整。
因此他認為，上述發展目標能夠保證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守住穩增長、保就業“下限”和防通脹“上限”的同時，可以將更多精力用於推動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
“推進結構調整，必須也只能依靠改革，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本身也是改革。”上述權威專家分析談到，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症結在於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導致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調整經濟結構，要從實施結構改革入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
對此，過去一年的實踐就是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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