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對於官員利用權力進行尋租的現象，企業家往往有切身之痛。
柳傳志：為什麼我會特別敏感呢？因為上世紀80年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候，買賣商品常常需要官員的批文，這種事情很多。90年代初取消商品“雙軌制”以後，情況好一些了，可是“以權謀私”的現象並沒有消失，有些地方反而變得格外嚴重。
當時我們做電腦要大量進口國外的元器件，和海關打交道很多，發現這是一個風險性很高的業務。因為那時海關的權力很大，想整你就整你，目的無非是謀取一些個人私利。一個典型的故事是1998年前後，廣東省惠陽海關的關長刁難我們，怎麼談都解決不了問題。最後他的上級領導被抓，他本人也逃跑了，事情才不了了之。這位關長後來被抓回來了，因為貪污受賄判了十幾年。就是這樣的貪腐官員，當初在我們面前一本正經地聲稱要把我們公司罰垮，真讓人內心產生巨大的恐懼。
其實2000年以後，聯想公司做得很大了，我們自己又非常小心，所以官員腐敗尋租的事情對聯想公司的直接影響並不大，但是社會上屢屢發生這種事情，還是讓我感到很焦慮。
《財經》：從現在披露出來的一些企業家的案件來看，確實有一些官員利用權力向企業家索要錢財，甚至利用權力剝奪、瓜分企業家的資產，有的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柳傳志：因此，企業家在生產經營中都有不安全感。到2012年“重慶事件”發生前夕，企業家們的恐懼到了一個頂點。以打黑為名借機沒收企業家的財產，這種踐踏法律的做法因為在某些老百姓眼裡以為是均貧富，也得到部分老百姓的擁護，所以企業家格外地焦慮和不安。
《財經》：記得2012年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於社會現狀憂心忡忡。一年多過去，社會氛圍開始發生變化，您的擔心是否已經消除？
柳傳志：擔心已經小了很多。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中央在反腐敗上堅定不移，特別是領導人以身作則，顯示了堅決進行改革的決心和行動。許多社會矛盾在逐步化解，社會戾氣也在減少，群體性事件已經比前些年少了很多。這些新氣象給了我們企業家很大信心。
當然，因為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矛盾的存在，還會產生一些群體性事件。反腐敗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為腐敗問題積重難返，所以需要一個先治標、後治本的過程。但是只要領導人坦蕩務實，做事端正，堅決建設“法治國家”，真正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去做，我相信，今後的社會空氣會逐漸“濕潤”起來。
“關鍵是集權為了什麼”
《財經》：儘管一些新氣象讓人振奮，但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仍然非常複雜，比如現在經濟上就面臨著下行的巨大壓力。
柳傳志：問題當然還有不少。由於以前中國經濟不是依靠內需拉動，外需減少後，產能嚴重過剩。如果政府真的做到簡政放權，行政開支大幅度壓縮，再通過國企改制等方式給國家創造更多財富，把這些財富使用在民眾身上，通過提高普通民眾的收入來拉動內需，而內需成了拉動GDP的主要動力，慢慢地就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國民經濟就會平穩安全得多。現在正在向這個方向過渡。短期看，經濟上還有不少困難。例如，聯繫著眾多產業的房地產行業到了一個轉折點，地方債也很重，這些都為實現經濟軟著陸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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