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中加合作項目最終被定位在對中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市長級幹部培訓上，許多市長第一次了解了“資本主義”是什麼樣。王輝耀曾陪一位市長參觀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股票市場，這位市長感慨：“看來資本市場不是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載體。”有一次，一位副市長對多倫多滿大街跑的韓國汽車，而且售價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輝耀解釋：“因為韓國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員，在加拿大售車享受關稅優惠。”
最早中共幹部出國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題多以經濟領域為主，出國官員也大多是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或者主管經濟的官員。上世紀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後，中組部組織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級幹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當年還擔任過授課教師。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也曾培訓過大批中共高級官員。1998年，在時任中組部領導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啟動。按計劃，每年肯尼迪政府學院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此接受培訓。其中4至6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成員則參加4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
此後，大量中國高級官員到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官方履歷顯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等，都曾經在哈佛大學接受培訓。
“出國花那麼多錢，當公務員不划算”
目前體制內的“海歸”官員主要分兩種：一類是在國內從政並取得一定成就後，被選派到海外留學或培訓；另一類是先出國留學，學業有成後歸國從政。
當下中國有海歸背景的官員趨向第一類。困擾中國海歸人員進入體制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體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須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
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畢業的小姚（化名）就有類似遭遇。小姚出國前曾經在計生系統實習過，從英國回國後，她通過熟人介紹，進入國家衛生計生委下屬的一個基金會工作，“通過了考試，還順利地解決了北京市戶口”。
基金會只是事業單位，由於國家衛生計生委機關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調到國家衛生計生委一個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負責給國家領導人寫稿子。”小姚的工作內容還包括撰寫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還屬於基金會的事業編制，若想轉入公務員體系，必須在原基金會熬到副處級以上。為了盡早解決編制問題，2013年底，小姚參加了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考得很差。”小姚說，像她這樣的海歸，習慣了做雅思考試那種直來直去的邏輯，“完全適應不了國情，很難通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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