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進入體制內的高層官員，多經由“特殊渠道”進入。2001年2月，中國政府委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曾回憶說，當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通過朋友向她傳達信息，想請她到中國證監會當副主席，全職，在北京工作。史美倫當時很驚奇，“也很感謝國家領導人的信任”。
2010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處級幹部張翔（化名）也沒有經過考試。張翔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為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領導。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後，領導很賞識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國，就回來進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是直接進去的，“他們啟用了綠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招進來，這樣職務安排上彈性也大。”
2011年，王輝耀曾聯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學生聯合會做過一個調查，對30位中國籍畢業生的去向做了一個統計。結果顯示，過去4年，學院的中國籍研究生畢業後，除非入學前就是在政府部門工作或被派遣培養，至今沒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工作。
“跟小孩一塊考試是我不能接受的。”張翔覺得，讓一個三十好幾的人參加考公務員考試“很荒謬”。張翔有個朋友畢業於復旦大學，後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讀了碩士，回國後參加了中央編譯局的公務員考試。張翔很不理解，“在德國花那麼多錢讀書，回來又從很低的行政職務幹起，沒什麼意思。”
對於大多數學成歸國的“海歸”來說，外資企業毫無疑問是就業首選。根據《中國海歸發展報告》（2013年）顯示，薪酬、職業發展和福利是影響高端人才流動的三大因素。超過四分之一的海歸會選擇進入外企就業，其他就業單位依次為本土創業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海歸創業民營企業。政府部門是最末選項。
對於進入“體制內”的海歸來說，薪酬顯然不是主要考慮因素。一位海歸在一家中國500強公司做到了副總裁，“因為特別擅長交通管理專業，他希望能參與北京交通部門的管理工作”。這位副總裁對王輝耀說，“我可以不拿工資，只幹一屆五年就退。”
國家人社部一位80後海歸，在國內最頂尖的協和醫科大學本碩連讀後，又到哈佛大學讀了博士。回國後考取了人社部公務員。“她家裡條件不錯，進入體制內主要是希望穩定。”她的一位同事說，“對家裡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出國讀書花那麼多錢，回國當公務員不划算。”
沒明顯限制，也沒有格外照顧
從新加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員產生機制看，官員並非都從最底層開始做起。一些重要職位人選往往先由社會培養，當其成熟和優秀後再吸收到政府。王輝耀認為：“好處是避免官員在政府中待太久而產生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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