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方案訴訟主體只有一兩家，按照新修訂的環保法劃定的範圍，現在基本符合條件將超過300餘家。”一位環保專家告訴記者，隨著訴訟主體條件的進一步放寬，像蘭州水污染等環境事件，將會有更多的環保組織啟動環境訴訟來維護公眾權益，讓企業為環境違法行為付出更高額的成本。記者了解到，修訂後的環保法自2015年1月1日施行，在明確政府責任、加大對違法排污的懲罰力度、加大信息公開等方面有重要突破。
尷尬 去年公益訴訟索賠額上億零受理
環境公益訴訟，作為保護環境的重要武器，是指為社會成員，包括公民、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據法律的特別規定，在環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壞的情形下，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不受損害，針對有關民事主體或行政機關而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制度，環境公益訴訟利益歸屬社會，訴訟成本應當由社會承擔。
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業內專家表示，因為我國對環境公益訴訟並沒有完備的機制，像蘭州水污染事件這樣的公益訴訟能否順利實施，前景並不樂觀。值得注意的是，4月14日5位蘭州居民曾對涉事的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提起訴訟。但蘭州市中院拒絕了這一起訴狀，理由是“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5條”。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記者，目前的行政罰款相對較低，對污染企業根本起不到相應的約束作用，環境公益訴訟卻不一樣，高額的索賠實際上是給污染企業一記“猛拳”，大大提高了其污染成本，在美國、日本等國家，這也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方法。
如同“鏡中花”一樣，目前我國環保公益訴訟在實踐中，卻遭遇“有法可依”但“有法難依”的窘境。中華環保聯合會督查訴訟部部長馬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新《民事訴訟法》2013年1月正式實施後，中華環保聯合會依據該法在去年共開展了8起環境公益訴訟，法院均以原告主體不適格為由未予立案。
“除了對中石油在吉林鬆原市的采氣廠非法排污行為6075萬元賠償的民事起訴外，我們還啟動了涉及山東濰坊、山西、河南、海南等多個省份污染企業的公益訴訟，總索償金額達億元。”馬勇告訴記者，相比較行政罰款而言，公益訴訟的金額對環境污染企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本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加企業環境違法成本的目的，但令人感到意外和不解的是，原本對環境公益訴訟持開放態度的部分環保法庭在新《民事訴訟法》出台後也開始拒絕受理公益訴訟。
令他擔憂的是，訴訟不順暢，實際上是對企業的污染問題的變相縱容，一些環境污染企業並沒有真正受到威懾，反而還會變本加厲地繼續污染環境。“我們訴訟的海南一家名叫羅牛山種豬育種有限公司的企業，他們非法排污直接污染了我國紅樹林保護區，景象觸目驚心，這樣的環境違法問題，我們卻只能單靠停產和少額的罰款，一旦監管風頭過了，企業很可能再卷土重來，這樣能彌補對環境的傷害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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