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投資蓬勃發展，境外經濟技術合作規模和區域迅速擴大，是我國新一輪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現在的問題是，我國對外投資管理體制不適應對外投資加快發展的新形勢，在投資審批、外匯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制約。要大幅下放對外投資審批權限，建立以備案制為主的境外投資管理體制，確立企業和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實行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這樣做，有利於加快“走出去”步伐，帶動我國的產品、技術、標準、服務出口，也有利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和國際收支平衡。我們不僅要讓中國產品、中國製造走向世界，更要讓中國裝備、中國創造走向世界、譽滿全球。當然，“走出去”不能自相殘殺、打亂仗，要加強協調、規範秩序、形成合力。
第二，擴大內陸和沿邊開放。過去，我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區，內陸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相對滯後。今後擴大開放的最大潛力和回旋餘地在中西部地區。要抓緊制定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規劃和具體方案，重點推進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孟中印緬、中巴經濟走廊，沿線各地要找准定位、密切配合。要大力推動內陸與沿海沿邊通關協作，把“關檢合作”改革試點擴大到全國，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區通關效率。
第三，堅持多邊和自貿區兩個輪子一起轉。現在世貿組織成員涵蓋我國98%以上的對外貿易。多邊貿易體系是我國鞏固貿易大國地位的“壓艙石”。自貿區代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的開放，是我國走向貿易強國的“推進器”。我們要積極參與高標準自貿區建設，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加快與韓國、澳大利亞、海灣合作委員會等自貿區談判進程，實現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
八、注重依靠改革推進結構調整
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推進結構調整，必須也只能依靠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本身也是改革。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症結在於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導致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調整經濟結構，要從實施結構改革入手，改變不合理的體制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則再用老辦法，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結果只能是調不動、調得慢、調不好，甚至出現反覆，這已經為實踐所證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進結構調整，要著力在推進市場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新體制機制，加強政策引導，推動發展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國際產業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從城鄉區域不平衡向均衡協調邁進，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要在結構調整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推出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和差別化促進政策，使結構調整更多依靠改革創新來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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