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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討論現場（中評社 楊天攝） |
楊開煌認為，“一國兩制”具有十分豐厚的中國行政文化的內涵和傳統，它不是一個權宜之計，試驗性質的政策，如果北京和港澳之間，可以秉持這樣的傳統，共同努力，使之成為現代國家新型的治理模式，則有可以成馬主權國家解決其境內地方獨立，民族不和，教派悪鬥等高度分歧問題，和平解決的一種嚐試。
楊開煌就港澳在“一國兩制”制度化中應有的努力展開了論述：
第一在心態上，應該立足於對殖民化時期的反思，以建立港、澳自主性：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沒有絕對的“自主性”，換言之，只有相對的自主性，從政治學的角度來，國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為地存在，相對與國家內部的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更具有自主性，任何地方政府的自主不會超過國家，更不可能超過國家。這是十分清楚的，我們港、澳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的安排，原本就應該擁有較多的自主性，然而由於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方式中並沒有類似的經驗，所以港、澳自主性的內容、範圍究竟為何，中央和港、澳之間仍在試探，而港、澳在爭取自主性時，必需在心態上先有清楚地國家意識，是在國家意識下追求自己的自主性，有了國家意識才有可能反思英帝國殖民時期，統治手段的非民主性，反思英國殖民教育錯誤，以及英國對香港剝削和搾取，而港、澳精英在爭取自主性如果能時時把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壓迫藏之於心，把當今國家意識擺在首位，則必然可以爭取到合理的自主性。
第二在立場上，應該立足參與中國現代化的立場，逐步去參與內地事務，例如內地的“反腐肅貪”的工作，香港就可以提供很實用的經驗，又如在全國援疆，援藏的工作上，港、澳都可以以自己的優勢去協助新疆和西藏，當然這裡不是要港、澳也去投資當地的基本建設，而是可以利用大學的優勢，提供獎助學金給當地少數民族精英學子，到港、澳的大學受教育，以便使之有機會體驗外在世界，感受全球化的衝擊，才有可能讓少數民族精英學子理解全球化的浪潮，從而決定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總之，港、澳地區應該透過參與中國夢的構築，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體現自己在中國現代化的存在，突出自己在中國現代化的價值；才能促使“一國兩制”作為制度的意義。
總之，“一國兩制”作為中國新制度，絕不可能立足於單向的忍讓，和朝貢式的協助，港、澳地區必需主動積極地，扮演“兩制”回饋“一國”的可能性和途徑；“一國兩制”作為中國新制度其危機不在2047年之前，而在2047年之後可以存在多久。而2047之後“一國兩制”存廢的真正因素，就取決於港、澳地區作為資本主義的存在，是如何可以補充社會主義國家的需求。
最後，楊開煌總結稱，制度之所以可以成為國家的軟實力，是因為它成功地成為解決人類某些問題的規範，甚至深入人心成為人們心中的價值，“一國兩制”從提出以來，台灣就理解它是具有解決複雜的、對立的議題的一種有效思考，因而一開始就加以拒絕，而且視為北京的統戰之陰謀。是一種策略，然而由於港澳的“一國兩制”政策的成功，促使我們思考其成為制度的可能性。它的成功有可能挑戰“一國一制”的唯一國家典範的西方普世性，當然是西方國家所不樂見的新生事務，因而利用港、澳，尤其運用香港從中作梗，這是既值得警惕，又是十分平常之事，關鍵仍在內因。尤其是港、澳精英能否對殖民時代的“政績”進行反思，反而定現階段“一國兩制”是否成為制度的重要內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