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制往往促進宗教團體進行教義創新。清代的有些教派宣揚：“問成活罪，能免地獄，不能上天。問成絞罪，即不掛紅上天。問成斬罪，即掛紅上天。問成凌遲，即穿大紅袍上天。”這些“惡毒”之言在明朝的時候並沒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因為明朝的教徒沒有面臨凌遲等酷刑的威脅。只是在1748年福建老官齋教反清暴動事件之後，清廷才加大了懲罰“邪教”的力度，“邪教”也隨之進行教義上的創新。新的教義把苦難和犧牲轉化成來世的收益；接受了這套說法的人並不會畏懼刑罰和死亡，反而會 “視死罪為樂境”。
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來看，任何宗教教義都涉及來世，具有很高風險，因此需要由一些機制來降低宗教教義的風險。上述“荒誕不經”的教義具有的風險尤其大，人們理應加以拒絕，為什麼還會接受呢？筆者以為，恰恰是壓制無意中讓這些教義變的可信。首先，壓制會促使宗教團體選擇親友網絡進行傳教，因為這有助於為了減少外在的政治風險。但這一策略無意中降低了宗教產品本身所蘊含的內在風險，因為親朋好友比陌生人更值得信賴，他們所提供的見證更加可信。其次，壓制所帶來的犧牲和殉道者有助於增加宗教的可信性。按照常識，如果見證者從聽眾或觀眾那裡得不到好處，甚至可能因此而利益受損，那麼他所講的話就更可信。殉道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宗教所含的風險。對於殉道者來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信仰真。其實我們無法判斷其信仰是否真實，因為它涉及來世，至少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無法確證。但是如果有人願意為之獻身，那麼這可能是對其信仰的真實性所能做出的最好證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烈士的出現會有效地增強其他人的信心，從而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最後，壓制會導致稀缺效應。凡事一旦被禁，反而會引起人們的興趣，有人甚至不惜付出代價也想開禁試之。這就是所謂的稀缺效應。在宗教領域，壓制也會無意中製造稀缺效應。當年台灣地區很多一貫道信徒因為好奇而參加了該教派的活動。隨後他們會發現該教派與官方所描述的邪教形象相距甚遠。一旦人們的真實體驗與官方的公開宣傳不符，那麼他們肯定會覺得該教派比官方更可信，這也在無形中提高了被禁宗教的可信度。
另外，壓制構築了一道防護欄，將搭便車者拒之門外，提高了信眾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眾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淨受益；最後，壓制會促使宗教進行組織結構上的創新，維持組織網絡，讓宗教團體禁而不止，並在動蕩的社會中迅猛發展。所有這些非預期後果都有利於宗教的增長。古今中外，在逆境中成長的宗教並不鮮見，早期的基督教和台灣的一貫道都是例證。從上世紀50年代始至1987年，台灣地區的一貫道在聚會時經常被警察騷擾，不少人被拘留，更有人以“破壞善良風俗”為名被投進監獄，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它在短短30多年裡從一個完全外來的小教派發展成擁有近百萬信眾的宗教團體。有教派成員坦言，壓制是導致其發展的“最有利的不利因素”。
二、扶持能導致“信得過的”宗教團體強大嗎？
壓制和扶持往往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壓制某些宗教團體往往就會扶持另外的宗教團體。但是扶持只會產生懶惰的宗教。在西歐，政府通過稅收等手段扶持官方教會，試圖維護其壟斷地位，但事與願違，因教牧人員的收入來自國家，與信眾無關，故他們缺乏提供更好宗教服務的任何動力。這與20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國營商店頗為相似，營業員的收入與其服務質量無關，故對顧客愛理不理，國營商業的衰落便在情理之中。同理，對某宗教的扶持政策只會導致神職人員的懶惰與衰落。亞當？斯密曾這樣描述英國國教，“神職人員拿著俸祿卻疏於作為；他們已經很長時間不再保持對信仰的熱情，也忽略了去維持大多數人的宗教虔誠；他們懶惰，甚至無力為他們自身的存在進行有力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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