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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運動與全球性的新社會運動關係密切，又具台灣特色。 |
中評社╱題：當前台灣新社會運動的現狀、背景及影響探析 作者：王鴻志（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政治學博士
社會運動是指“一群人組織起來，促進或抗拒社會變遷的現象”。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歐洲及美國經濟衰退，導致政治和社會裂痕加劇而爆發社會運動。如2009年冰島、愛爾蘭爆發的大規模抗議遊行，希臘發生並延燒至歐洲多國的以青年為主體的社會抗議活動，以及美國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等。2013年以來台灣爆發的多起社會運動，與全球性的新社會運動關係密切，其特徵、興起背景、影響等既有全球共性，又具台灣特色。
當前台灣新社會運動的現狀
2013年以來，島內發生數起規模較大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議題廣泛，原因複雜，其特徵包括：
一是運動發生的頻率和規模上升，有向暴力反體制方向發展的趨勢。這些運動最大“亮點”是抗爭手段升級，對政府權威構成嚴重挑戰，甚至佔據“立法院”、“行政院”。2013年3月，台當局決定以“公投”解決“核四”是否續建的爭議，引發萬人上街遊行（主辦方號稱20萬，警方統計7萬人）。5月又發生由台灣環保聯盟牽頭、50多個團體回應的“終結核電大遊行”。8月，因台軍士兵洪仲丘遭虐待致死，有公民團體發起“白衫軍”抗議活動，遊行人數突破20萬。同月，台灣農村陣線發動2萬人參加的佔領“內政部”運動，抗議苗栗縣政府強拆大埔民宅。2014年以來，抗爭行為持續升級，3月18日開始，一些大學生為抗議當局試圖將“兩岸服貿協議”強行送“立院院會”，佔領“立法院”議場20多天，23日還一度佔據“行政院”。4月10日佔據“立法院”的學生退場後，又發生抗議民眾不滿警方處置，動員超過千人包圍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4月22日，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又發起反“核四”禁食行動，島內反核團體也號召萬名民眾走上台北街頭進行抗議。
二是參與主體更加多元。以延續近30年的“反核四運動”為例，早期參與者多為當地農、漁民，原住民等草根階層，而今參與者更加多元化，許多與“核四”其並無直接利益關係的城市白領、中產階層成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三是大學生群體成為社會運動的“先鋒隊”。在“反服貿運動”、“白衫軍運動”及“反核四運動”中，大學生站在第一線，一些高校的社會學系、政治系教授充當運動的“幕後軍師”，其培養的學生充當運動領袖，在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四是運動開放性強動員效率高。島內社運在組織形式上已呈分散化、開放性、流動性特徵，官僚層級不明顯。但這種扁平化的結構並不影響運動的組織效率，相反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利用facebook、line等新型網路工具，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組織動員及宣傳工作，如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就利用網路工具即時發佈現場狀況，營造強烈的參與感，使更多學生受到感染而不斷加入。
台灣新社會運動爆發的背景因素
社會運動產生的背景因素歷來紛繁複雜，在全球化、網路化、多元化的時代更是如此，近期台灣發生的新社會運動背景因素包括：
一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反思與轉變。全球化是把雙刃劍，許多傳統產業和弱勢群體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從而引發很多民眾對全球化及其宣導的價值理念進行反思，很多民眾開始重溫舊有生活方式的美好，強調社會情懷、鄰里友善、不願以犧牲生活品質為代價去換取經濟的發展，進而引發保守主義的回潮。在台灣最典型的就是對“小確幸”——即“微小而確實的幸福”的追求，當下“小確幸”已從單純的生活態度蔓延到政治、經濟領域，幾乎成了民眾對幸福的全新定義。受此影響，民眾在看待當局的各項政策乃至兩岸交流、ECFA、服貿協議時，其評判標準也不單單從拉動GDP的角度去思考。
二是全球化下各種社會運動之間的跨國模仿效應。全球化的發展使運動產生了跨國性，在世界某一個地方發生的抗議事件可能會影響到另一地區的抗議行為。2011年9月，美國紐約爆發數百人參與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其矛頭直指美國經濟體制，10月運動升級為“佔領華盛頓”，美國有100多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爆發了“佔領運動”，運動矛頭也由美國的經濟體制指向了美國的政治體制。2011年10月15日，運動迎來了第一次全球行動，82個國家的示威者在全球900多座城市舉行譴責社會不公與經濟金融危機的抗議。據“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聲稱，全球超過1500多座的城市出現類似的佔領運動。隨後幾年，這種反對資本主義體制所引發的社會抗爭行為在各地此起彼伏，無論是台灣最為推崇的美國，還是在希臘、土耳其、法國，以及亞洲近鄰泰國等地，都爆發了各種議題的社會運動，進而對台灣起到了示範和鼓舞作用。
三是經濟不景氣與對政黨信心缺失為社運興起提供了機會。無論是早期的革命、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運動，還是20世紀以來的新社會運動，都與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如果經濟不景氣，就易引發民眾對現實的憤懣與不滿，為社會運動滋生提供適宜的土壤。近年來，台灣民眾對經濟狀況和社會不公的不滿情緒持續累積，高達82.8%的民眾認為台灣整體經濟狀況不好。特別是事關民眾福祉的實質薪資、就業等長期未見改善，實質薪資已退回到16年前的水準，在亞洲四小龍中墊底，青年失業率超過全台失業率3倍以上。民眾普遍認為社會不公有加強趨向，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加深，但同時廣大民眾又似乎從朝野政黨身上看不到改變的希望。執政的國民黨雖一直將“拼經濟”作為頭等大事，但受政經結構性困境制約及內耗拖累，始終未能交出一份令民眾滿意的政績單。反觀在野的民進黨，依舊囿於“台獨”老路，在發展經濟、突破兩岸僵局方面也毫無建樹。據台灣指標民調公司關於國、民兩黨好感度調查，民眾對國民黨正向評價為19.8%、負面評價為53.5%，對民進黨正向評價為25.5%，負面評價為41.2%，反感明顯高於好感，顯示民眾對朝野政黨均不滿意，從而為社運興起提供了更多政治機會。
四是發起動員的資源更加充裕。從參與者來看，近年島內能夠自由支配工作時間的就業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平均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加之高校學生大量參與，為運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從領導者來看，政黨的幕後參與和保障為運動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儘管社運團體都聲明要與國、民兩黨劃清界線，防止社會運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但“反服貿運動”、“反核四抗爭”背後，仍能看到民進黨的蓄意煽動與操縱，許多公民團體及社運領袖與民進黨關係密切，民進黨高層不僅參與靜坐聲援、現場指導，還給予公開支持，要求展開基層動員來為運動護航。從動員手段看，進入網路時代與新型傳播手段的出現，使群眾動員更加便捷高效，群眾串聯可輕觸指尖瞬時完成。
台灣新社會運動的影響評估
一是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增加國民黨執政壓力。社會運動的行動目標多集中於改變或影響公共政策。從近來台灣發生的新社會運動來看，2013年的“白衫軍”抗議活動震撼朝野，導致“國防部長”高華柱下台，“立法院”很快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2014年3月爆發的“反服貿學生運動”直接阻礙了兩岸“服貿協議”生效，而且讓國民黨被迫同意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4月發生的“反核四”抗爭行動，讓馬當局做出了“停工封存核四”的讓步。6月16日開始，台“立法院”將加開為期3周的臨時會，其目的是審議“兩岸協定監督條例”、“兩岸服貿協議”等。可以說，今年以來島內諸多公共政策議題都因社運而改變。國民黨面對本已沉重的年底選戰壓力，在來勢洶湧的社運浪潮面前更疲應付，被迫做出政策調整和讓步，但這些讓步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滋生社運的環境，國民黨將持續面臨執政壓力。
二是煽動民粹主義，危害兩岸關係穩定。民粹主義是多元民主的敵人，與多數暴力、專制獨裁、民主倒退、社會失序都有關聯。台灣學者黃光國認為，台灣民粹主義的核心是對“本土化”的極端強調，民粹思想表現在政治人物身上，就是他們只具“意圖倫理”而無“責任倫理”，自以為有了選票支持，當選後就成為人民的精粹，便可為所欲為。在近年島內的社會運動中，一些政黨和政治人物，借煽動島內民粹情緒謀求政治利益。從2014年的幾場運動來看，無論是“反服貿運動”，還是“反核四”中的“降低公投門檻”訴求，其手段都是通過對“本土化”的極端強調，煽動民眾對大陸的恐懼和不滿，其鼓吹的“民意監督”、“公投”表面是尊重民意，實為借民粹綁架民意，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長期玩弄這一手段的嚴重後果，只會讓島內“本土意識”、“台灣主體意識”不斷上升乃至畸形膨脹，破壞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民意基礎。
三是強化蔡英文黨內核心地位，綁架民進黨阻礙兩岸路線調整。蔡英文和蘇貞昌一直為黨主席選舉和2016年“總統”候選人資格明爭暗鬥，但今年爆發的“反服貿運動”中，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都與蔡有相當交集，而蘇則始終找不到與學生溝通的視窗，兩人在新生代中的聲望高下立判，強化了“蔡強蘇弱”態勢，隨後蔡英文順利當選黨主席，終結了民進黨內“兩個太陽”的時代。蔡英文重回民進黨權力核心後，注意到了島內社會運動中擴散出的“恐中”“反中”情緒可資利用，同時該情緒也增加了“台獨基本教義派”在黨內的影響力，加之年底的地方選舉與“統獨”及兩岸議題關聯度低，民進黨只要“打馬”就可撈取選票，更使民進黨未來調整兩岸路線的動力減弱、步伐放緩。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7月號，總第19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