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部因素干擾不斷，不確定性與壓力顯著增強一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管理體制不同帶來的影響。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差異使得有些國家刻意將中國排除在“志同道合”者之外，在制度性安排上存在對中國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發佈的世界各國 “經濟自由度指數 ”報告，2008年中國仍屬於自由度不充分的第三類國家，2014年最新自由度指數排全球第137位。
二是希望中國按國際規則行事、對中國快速崛起加以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實力提升，大大超出世界各國的預期。在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的同時，不少國家希望中國能夠成為全球經貿規則的遵守者、建設者，最擔心的是中國強大造成對既有世界經貿規則和體系的衝擊、對未來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爭奪。可以說，遏制中國、制衡中國的意圖，在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都一定程度的存在。
三是發達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和主導權。鑒於危機後世界經濟格局和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發達國家一方面將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國際責任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擠壓新興大國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希望在國際事務中維持其領導力，通過影響國際經貿新規則的制定，維護其全球利益。
四是其他國家FTA戰略存在變數。本世紀初，在各國剛制定FTA戰略時，中國都不是其戰略重點或優先選擇的對象。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不少國家做出戰略調整，日益重視與中國進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制度性安排。但受制於大國影響、一體化安排（如TPP）的進展和其他非經濟因素，有些尚處於艱難抉擇的狀態，對我國推進FTA戰略的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日韓不斷進行FTA戰略調整，加拿大在是否開啟中加FTA談判上也搖擺不定，尤其因對美經濟依賴度高、政治關係密切而十分顧及美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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