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面對“逢中必反”的政治炒作與傳媒輿論積壓難返，港府與“保皇建制”，返天無術！“二十三條”立法，又久成禁忌，談虎色變，難矣哉！
有人憤然說，港府人才濟濟，獨缺“李光耀”也，以致“養奸遺患”矣。何不急起直追，效法新加波政府掌控媒體手段，不屑顧全國際輿論“蜚言流語”，治國穩定為要。李光耀用的不是訴諸權威的“公關”策略，而是威權的直接“封殺”，不留餘地。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何以如法炮製，難矣哉！
“反共情結”植根於港英“奴化教育”乎
第四，有人也將“逢中必反”和“反共情結”掛鉤，歸咎於港英遺留的“孤臣孽子”和長期以來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因此，不宜“操之過急”，必須“和風細雨”，慢慢“解毒”。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並提醒反觀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和“關懷祖國，放眼世界”學運，當年本地各大專院校學子慷慨激昂，美歐各國留學生也都踴躍上街，不為人後，何解？難道必須等到民族存亡之秋，才能認同自己的炎黃血緣嗎？
有人也指出，今日香港社會各界所見，不少領袖群倫、高居要位的“佼佼者也”，不也都是出生於“保釣”和“關祖”的熱血青年？而且遲至香港回歸前夕，還有不屈不撓，最終壯烈犧牲、魂斷釣魚台海疆的陳毓祥。陳氏也是當年的學聯領袖，就如這次“佔中”的周永康和岑敖暉同學。而“保釣”期間，恰值大陸“四人幫”風華正茂，假毛澤東之名，專橫獨斷，統馭輿論，令全國媒介毫無透氣空間。何獨當今香港年輕人，無視改革開放後，轉眼間，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不說各類報刊雜誌出版，如雨後春筍，至少列強不敢再將中華民族視若等閒。港人對此不引以為傲，反而對北京政權諸多詬病，何解？有人簡單一句，曰，“時代變也”，但就是說不出道理，費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