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大國陣營中，歐盟與日本的影響已不複從前。歐盟在推動國際整合方面擁有優勢，在諸如國際貿易與資源管理，環境、能源與安全等議題的國際合作中發揮合作性權力，從而成為一個超級夥伴而非超級大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賴肖爾東亞研究中心發布《全球背景下的美日關係》，認為日本未來在經濟夥伴的選擇方面應該執行避險戰略，東南亞可以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的重要方向；日本應該與美國發展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屏蔽此推廣內容 在過去300年裡，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依賴於它在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存在，而現在則依賴於其在太平洋地區地位的穩固。但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英國查塔姆研究所聯合發表報告認為，儘管俄羅斯認識到全球權力的東移以及俄羅斯在東亞的巨大利益，但俄羅斯的東向政策難以成功實施。布魯金斯學會認為在烏克蘭問題上西方將對俄實施制裁，但制裁不足以改變俄羅斯的行為。如果西方陣營希望令俄羅斯傷筋動骨，至少要通過石油禁運將俄羅斯削弱至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這將導致國際石油供給的斷裂，後果不堪設想。
在中東，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失敗主要是因為其自身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存在的嚴重問題。穆斯林兄弟會的執政宗旨並不能實現人們所預期的民主與現代化，埃及社會缺乏政治監督，穆斯林兄弟會不願意進行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的轉型等因素制約了其政治上的潛力。
其他地區的局勢也呈現複雜局面。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認為由於北約的撤離，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大國的介入將使中亞地區局勢更為複雜；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因烏克蘭危機而日益惡化，加劇了中亞地區架構失效的風險；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中亞國家與伊朗的關係和緩之後，中亞與南亞的聯繫會更加緊密。在眾多拉美國家中，反對派政黨力量不足，民眾難以做出替代性選擇，國內持續衝突是拉美國家處於全球秩序邊緣地位的原因之一。美國威爾遜中心指出，非洲國家的很多非正式社會結構對個人認同產生的影響遠遠大於國家的影響。在此前提下，和平建構應和國家建構同時進行，簡單的外部干預無法輕易解決該問題。蘭德公司研究發現，非洲各國政府尋求中國政府提供政治認同與合法性，並且利用來自中國的援助、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中非貿易發展經濟。
2.全球經濟冬去春來？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全球金融治理帶來兩項長期挑戰：一方面世界各國需要建立防禦全球金融風險的合作機制並不斷深化，另一方面需要使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適應新現實，即主要經濟體處於不同的結構和不同發展水平之中。2014年，在美國經濟“樂觀”、歐盟經濟“復甦”、中國經濟“平衡”中轉型的大背景下，各智庫從不同角度詮釋全球經濟回暖。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美國需謹慎推行“量寬”，現有的美國金融監管暴露出諸多不完善之處，歐洲中央集權化應成為長久之選。新興經濟體需要盡快結束信貸“繁榮”，促進結構性改革，緊縮貨幣政策，以防止債務危機。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規避或減輕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帶來的溢出效應。聯合國認為：這些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需根據它們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結構權衡利弊。
英國查塔姆研究所發布了《全球工業變革》報告，對全球重要的產業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世界製造版圖的未來前景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了嚴重的結構失衡，需要新一輪的產業再平衡。歐洲、美國和日本均表現出重塑本國製造業的競爭力。美國製造業整體上生產率較高，歐洲製造業所占份額雖然下降很大，力量卻很強大。製造業對經濟發展、就業和技術進步的貢獻遠大於其他任何經濟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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