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四朝元老及少數參與了大清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權臣，奕劻在國際和國內都享有極大的知名度。遍查當時的西方報紙，Prince Ching（當時“慶親王”的普遍翻譯）的曝光度僅次於李鴻章、袁世凱和慈禧太后。
“國務活動者”之外，奕劻還以貪腐聞名全球。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
後世有人稱他為大清“首富”，雖未必盡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僅在匯豐銀行就有200萬兩白銀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當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聯想。
一個腐敗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貪官，為什麼會在風雲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從邊緣進入核心，並始終屹立在潮頭？這自然不是“紈絝”二字能解釋的。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變的狂風暴雨中展露無遺。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奕劻堅決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軍事上的巨大麻煩。他的“右傾”言論，遭到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的“極左派”的反對。英國外交官在發給倫敦的報告中認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間，慶親王和大學士榮祿似乎已成為對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牽製作用的僅有的人物。”
載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奕劻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在此後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奕劻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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