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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辜會談對兩岸的和平發展貢獻重大 |
中評社╱題：重新認識紀念汪道涵的意義 作者：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本刊學術顧問
2015年3月27日，是“海協會”汪道涵會長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三年前，中央就決定組織一次紀念活動，上午上海黨政各界人士隆重舉行了他的紀念會，下午上海社科院又為他舉行銅像揭幕典禮，前幾日上海社聯也為他舉辦了理論研討會。我有幸參加了這三個活動，感受到汪會長人格魅力，豐功偉績，不勝枚舉的感人事跡。
我所認識的汪老
以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很瞭解他的。他1981年任上海市市長，正好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上海的紀念活動是他主持的，我作為辛亥革命後裔參加了各種活動，開始跟他相識。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後裔，又在社科院從事歷史研究，很樂於跟我交流，還邀我參加過他的私下餐聚。1983年始我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是當時市政協最年輕的委員，年年聽他作政府工作報告，常出席各種政府活動，與他接觸不少。1989年上海成立“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是秘書長，他是顧問。1991年他出任“海協會”會長，同年上海台灣研究會成立，我任秘書長，理所當然的是配合他工作。1995年他創辦了上海台灣研究所，讓我擔任副所長，配合他工作更多了，直到他去世，我從無間斷地為他提供服務。所以我自認為是很瞭解他的，因此1999年，北京陳知涯等編了一套二十世紀叢書，要汪道涵會長作序，他們知道他忙不過來，一定要我代筆。眼看出版時間太窘迫了，我竟大膽為他撰序，真以為自己對他是瞭解的。但參加了這三個活動後，我才真正多了一份對他的瞭解，自感羞愧，感到應該為他重新寫點文字。
汪會長很早參加革命，1933年在上海交大讀書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家庭富有，1937年他與父親率全家及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成員共二十八人攜錢款一起投奔延安，這樣的集體投奔是很少見的。他們不是沒飯吃，奮身投入“打土豪分土地求解放”式的革命，而是追求真理尋求民主式的革命。這就決定了他的眼光胸襟，這是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有理想有抱負有個性的文化精英。可惜這些精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大量淘汰，他卻幸存了下來。
建國後，他成為共和國最年輕的一個部級幹部，分管工業、冶金等經濟工作，“大躍進”時代毛澤東提出大煉鋼鐵，要求達到某些標準，汪會長說“這是不科學的也是根本達不到的”，遭到毛澤東忌恨，說“這個公子不配當一把手”。汪會長從此當了二十幾年副部長，直到1981年當了上海市市長，才任了一把手，但還不能當中央委員，只能任候補委員。即使經歷這些坎坷，但他的思維依然是全局的戰略的宏觀的前瞻的，他的胸襟始終是開闊的包容的和合的，這就決定了他始終是站得高看得遠的，總是先人一步的，總是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這是與他投奔革命就是為了尋求真理的性格分不開的。
思想開放超前
所以汪會長在長期政府工作中，思考永遠是開放的超前的。他認為舉辦“世博會”對中國意義重大，請學者做專題研究，這比中國正式舉辦“世博”整整提早了二十年；他認為上海發展必須“開發浦東”，建立了“浦東開發辦”，比中央正式決定開發浦東又整整提前了十多年；他認為中國必須加入WTO，建立了“參加WTO研究小組”，比正式參加WTO又提前了十多年；他認為上海必須建立“大小洋山港”，必須成立“上海航空公司”，必須建立上海經濟開發區而成立了“上海漕河涇開發區”，必須建立“上海證券公司”，必須利用外資，必須舊城改造，必須制訂經濟發展規劃，必須建立菜籃子工程，必須發展都市旅遊業，必須發展文化戰略研究……，這些構想無不先於事實數年或十數年，無不超前領先，無不有獨到之見，在他身上總是散發著熠熠光輝。
汪會長擔任“海協會”會長時已七十六歲了，這本來是一個榮譽性象徵性工作，是一個閒職，因為在他身上太有中國味了，他與深諳中國文化的辜振甫，正好可以構成了一個中國。他卻忘我地投入了這項工作，每天安排了接待、會見、研究、討論……許多項任務，比一個在職官員還忙得多。他深入研究台灣，仔細傾聽台灣各界人士意見，把自己每天日程排得滿滿，他又走到了政府部門前面，仿佛自己是一個研究人員，總是走到了政策前面。因此每逢他去中央開會，有關部門領導總要到我們面前來打聽他近來在想甚麼在研究甚麼，不要因為他突然發表一些新見而手忙腳亂。
汪會長認為傳統的主權觀與國際法，無法解決兩岸主權與治權爭議，應有創新學說；他知道滿足台灣同胞身份的重要性，給台灣必要的國際空間的必要性；他界定兩岸關係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關係，但目前尚未統一，統一是進行式的；怎麼統一，他認為應該是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他把台灣問題放在實現中國現代化、民族復興、共同振興中華的大環境中去思考；他一直思考如何處理好中美與台灣地區三邊關係，絕不就台灣問題論台灣問題；他提出兩岸之道唯和與合；他認為中國意識應包容台灣意識；他同情台灣同胞遭遇，認為我們欠了一個對台灣同胞的道歉……。他的台灣問題觀念對傳統的台灣問題觀念與政策是一個很大挑戰，常常走到政策的對立面，觸犯了舊制度，因而遭受許多壓力與不公，常常因走得太前面而孤獨、徬徨、苦惱……。
“智者”敢為天下先
汪會長認為應建立民間的智庫，充當第三個眼睛，因此有了我們東亞研究所；他認為應該在第三地創辦民間的出版物、民間的出版社、民間的網站……，吸引兩岸四地精英來交流思想，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來爭取人心，因此有了《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評網，甚至有了中國評論通訊社。他總是想得這麼超前，敢為人先，敢於擔當，所以他一直代表先進，也一直顯得年輕。他九十歲時謝世，但他的思想始終是年輕的，今天他雖已百歲，但他的名字依然是代表了年輕，跟我們今天的現實，跟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的統一觀與“共圓中國夢”是何等一致，他遠遠不是一個“過氣”的“過時”的老人。我想這就是我們重新認識和紀念汪道涵會長的意義所在，我們就是要學習他敢為天下先，善於與時俱進，自覺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相結合，繼續堅決反對分裂，更好地關愛台灣同胞，以一家親感情做好對台工作。
我一直在想用一個簡潔詞來形容汪會長。參加了這些紀念活動後，我忽悟，是否可以用“智者”二個字來描述他。是的，他是深睿的，處處透出智者靈氣，就如剛剛去世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李光耀最後的一本書是《觀天下》，他們都善於觀天下觀大勢，都有不斷進步的思維，他們也都曾投身解放運動，忠於自己的祖國與人民，老而彌堅，終身不倦好學，也都壽登九十。人們稱李光耀為“國父”，也有人稱汪道涵為“國師”，他們都是華人世界中的佼佼者，始終受人尊敬。但在有些人看來，這個出身富有讀過大學充滿追求的革命者，始終是個“異類”，永遠只能算是個“票友”，一個“少爺”而已，不堪重用；但更多人卻喜歡這個儒雅、博學、敦厚、深思的智者，我想正是這些“智者”用自己的一切，無私地托起我們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
他們是何等值得我們尊敬！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5月號，總第2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