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社會因素。高速經濟增長帶來了更多的參政意願，人們逐漸需要更多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政見和觀點。互聯網和社會化媒體的廣泛興起，為人們參政議政的訴求提供了新的平台。實際上，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上，只要不違背黨和政府的基本原則，中國當局是非常鼓勵言論自由的。互聯網審查政策也比人們普遍設想的更加寬鬆。在上述背景下，智庫應當通過提高在大眾媒體上的活躍程度來填補精英階層和廣大公眾之間的差距。它們有時可以擔當普及背景知識和解讀政策意圖的角色，它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議。智庫還可以通過向政府遞交咨詢報告或出版專著的方式，站在弱勢群體的角度，把諸如醫療、社會保障和稅收等問題反饋給決策層。為了建立起自己的良好社會聲譽，學者在這些方面做出了扎實的工作。
世經政所案例
帶來的相關啟示
記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中國智庫如何找准角色定位？
何帆：政策制定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它始於某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輿論壓力等原因被提出和界定（問題界定階段）。隨著問題被決策者所關注，決策者開始尋求解決該問題的具體策略（政策規劃階段）。隨後，決策者將在法律框架下，正式給出解決該問題的政策方案（政策制定階段）。下一步，政策會進入執行程序，交由相關部門和管理機構來實施（政策執行階段）。最後，根據政策實施情況，能夠得出一個積極或消極的反饋結果，決策者將以此為依據，決定是否繼續實施、修正或終止此項政策（政策評估階段）。
中國決策程序的官方定義是“民主集中制”，這是決策的基本原則。其主要特征是，在決策制定過程中，少數要服從於多數，基層要服從於高層。這一模式的優勢是具有較高的效率和較強的執行力。但正如一些政治觀察家所說的，中國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權化程度正越來越高，政策的出台也愈加需要徵求更廣泛的同意。
在決策模式變化過程中，智庫開始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決策制定的各個階段。在決策的第一階段，政策制定者需要得到智庫在專業理論方面的支持，有時會邀請智庫專家參與部門內部的會議。通過上述方式，智庫在決策者那裡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逐漸提升。當政策制定完成，智庫還可以出版研究報告或在媒體上表達自己的觀點，為決策者提供一個再思考的契機。
記者：世經政所是一家以研究對外政策為主的智庫，為什麼它能在國內政策方面產生一定影響？
何帆：迄今為止，中國一直是個內向型的國家，認為本土問題比國際化問題更重要。在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最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團隊是以研究農村改革和農業問題為主。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也吸引了大批優秀的經濟學家。這樣看起來，類似於世經政所這樣以國際政策研究為主的智庫較容易被邊緣化，但事實上，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進行的一項關於全球智庫發展指數的排名中，世經政所卻是中國社科院唯一一個排進前30的下屬機構，其名字不僅出現在國際經濟政策類智庫的排名中，也出現在國內經濟政策類智庫的排名中。一個以國際政策研究為主的智庫，之所以能夠對國內問題產生較大的影響力，我認為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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