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要指出，全球經濟重心東移是在全球化已經奠定的基礎上展開的，亞歐會形成密切的共同體，歐洲會通過與亞洲國家發展關係，鞏固已有的國際地位與影響。準確地講，全球重心東移是以亞洲為中心，歐亞大陸為基礎，所以“一帶”拓展歐亞，“一路”拓展非洲國家。認識“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時，要從全球格局來看。世界在變，中國也在因應變局採取戰略措施。
面對世界的變局，世界各國的反應有所不同，有的成熟，有的慌張。美國的處理是慌張失策的，美國國內一些重量級人物，如克林頓政府的財長薩默斯、與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公開批評奧巴馬。奧巴馬的財政部長匆忙訪問北京，說明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失策。在美國處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態度上，英國與歐盟是無可奈何。亞投行的事情上，美國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卻又不能忍受，因此很慌張。
香港面臨方向性選擇的挑戰
香港怎麼辦？香港面臨的挑戰，從當前看是政改問題困擾著香港。我可以敏銳地感受到，很多大學教授對香港問題都有一種困擾。
過去幾十年，香港一直是東西文明的交匯點。1950年到70年代末，香港在與內地相對隔絕的狀態下依託西方經濟發展，並與西方經濟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80年代初到現在，香港是內地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與西方世界唯一的視窗與橋樑。這三十年，香港的政治、文化以及意識形態受西方影響，但在經濟上，重心逐步轉移，標誌是1997年前內地取代美國，成了香港最大的交易夥伴。
這種趨勢在CEPA之後更明顯。自2005年以來，儘管港幣官方利率和金管局利率跟美聯儲走，但銀行利率跟人民幣走，這形成了一種矛盾或不對稱。即政治跟西方走，但經濟靠內地。矛盾越來越尖銳，形成一種張力，在政改問題上暴露出來。在香港按照自己的邏輯來處理政改的時候，全球形勢都在變。
香港現在面對兩個問題。首先要重新認識中西方關係。今天的西方也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性挑戰，面臨著危機。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現在也很矛盾，一方面仍然強調最終歷史會站在西方文明一邊，另一方面說明歷史需要時間來展開。他對中國政治看法發生了變化，認為典型意義的國家首先出現在中國，並非歐洲也並非美國。他認為，政治制度需要強勢政府，西方國家現在不強勢。
美國最近有點酸溜溜地表示，亞投行對美國而言是挑戰，這說明美國在國際多邊機構成立過程中話語權受到挑戰。此外，美國還面臨著三個戰略性挑戰，包括兩黨政治困擾美國找不到出路，政府無法提供戰略性有效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