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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瑩向記者展示老照片與她外公張喜榮的口述歷史筆記(中評社 實習記者束沐攝) |
“李香蘭坐上了我車後座”
和張喜榮有類似經歷的台灣人不在少數。何思瑩告訴記者,隨著紀錄片《台灣人在滿洲》的播映,20世紀30年代起五千餘台灣人遠赴東北的塵封往事就此揭開。“有台灣人去‘滿洲國’擔任了‘外交部長’,還有人當了溥儀身邊的醫生”,何思瑩介紹,更多的是像她外公那樣自發前去“討生活”的平凡小民。不過,由於這些人返台後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不願提起在東北的經歷,再加上他們現在年事已高,故這段歷史長期以來並不為外人所知,“所以像我外公這樣算是很幸運的了,每當他提起自己的經歷,總是知足地對我說:‘能活下來就好了’”。
的確,在那個國破家亡的動蕩年代裡,對於普通人來說,活下來,就是最奢求的目標。
“我外公當年15歲,為了達到計程車駕照的考試門檻,他偷偷把自己的年齡改大。”何思瑩說,一開始,張喜榮在日本人經營的“奉天車行”裡開車,為了和當地人打交道,他學會了北方話(普通話)。不過,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他,因通曉日語而與一位“大明星”結了緣。張喜榮回憶,偶然一次機會,他接到了李香蘭的叫車電話,特意囑咐他在接送時,避開記者的圍追堵截。一來二去,這個毛頭小夥就成了李香蘭“欽點”的司機。“我外公那時就知道,李香蘭其實是日本人”,何思瑩笑著說,在採訪外公時,他說著說著就回到了“李香蘭”的橋段,可見那段經歷讓他印象格外深刻。
說到這裡,何思瑩翻開一本相册,“這裡是中山公園,原來叫做‘千代田公園’,外公說冬天經常去那裡溜冰,當年的水池還留存至今,不過水池旁日本人建的忠靈塔早就被拆除了”。姐弟二人的沈陽之旅,獲得了當地志願組織“沈陽圖景”的大力協助。據何思瑩介紹,“沈陽圖景”是當地市民自發組成的民間團體,旨在通過對老建築、老地圖、老照片、老地名的尋訪,探索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多虧有他們的導覽和協助,讓我們可以更容易地尋找外公當年生活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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