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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思瑩收集的沈陽老照片等資料（中評社 實習記者束沐攝） |
“在上海為首次參加全運會的台灣隊加油”
1948年，國共內戰的隆隆炮聲，似乎喚醒了張喜榮返台的意願。“其實東北的台灣人早在1945年就回去得差不多了，但我外公覺得錢還沒賺夠，這才多留了三年，也躲過了二二八事件”，何思瑩告訴記者，隨著解放軍的乘勝追擊，國民黨節節敗退，張喜榮搭上了回程的火車，但往山海關行進的時候，前方鐵路線因戰事中斷，他只得經錦州赴葫蘆島海港，趕上了開往上海的客船。
相較於在東北艱苦而危機四伏的日子，老人記憶中的上海生活則多了一絲悠閑和安逸。在這座遠東第一城的燈紅酒綠中，他一會兒去看表演，一會兒又為首次參加舊中國“全國運動會”的台灣代表隊加油助威，以至於窮盡了手頭的盤纏。“那時國民黨在上海四處抓壯丁，幸好同鄉會幫我外公辦了一張‘回台證明’，他才安下心來”，何思瑩告訴記者，這張證明今天還完好地保留在外公手中。
在上海呆了四個月後，張喜榮終於拿到回台灣的船票。
返台後，張喜榮不再開車，轉而在台糖做業務。那些他在東北的故交，除了鄰鄉同行的屏東相親外，只有一位曾任東北大學校長的軍官，1949年跟隨國民黨播遷赴台，兩人也得以在高雄敘舊。“其中一位舅舅一直留在長春沒有回來，妻兒回到了台灣，一家人分開了30年，他的兒子一直有堅定的信念與其父團聚，直到1980年，在外留學的兒子才把他帶到加拿大團聚”，何思瑩說。
“這趟旅程最重要的其實是你”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對歷史的詮釋，都是一些大人物、有權力的人做出的，好像他的一句話，就可以定斷這段歷史”，何思瑩認為，歷史是多面的，對於那些在大歷史下的小人物而言，每個親歷過歷史的人都有著不同的記憶和感受，“只要能夠讓這些聲音發出來，讓不同的記憶和感受被陳述，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她認為，這就是姐弟二人此次前來東北追尋外公足跡主要目的，“我還是覺得很慶幸，至少在台灣，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事情有整個社會文化在支持，而大家也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事。”
談及此行對他們姐弟二人的思考與啟發，何思瑩告訴記者，他們在沈陽尋訪之旅的半途中一度感覺有些茫然，“我們一直在在找一些老建築、老地名，然後說‘喔，這是外公以前去過，那裡外公曾經呆過’，好像我們一直在追尋外公以前生活的足跡，但事實上，現在沈陽已經變得很多了”，當他們來到偽滿時期的工業區鐵西時，發現當年的廠區已經高樓林立，物是人非，“我開始問自己，我們來這裡到底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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